论我国《刑法》“同时犯”之规定——兼论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

“同时犯”是关于罪数（竞合）的规定。以犯罪成立条件作为罪数判断标准，“同时犯”前款行为与其他犯罪之间，无论在文理上、类型上，还是事实上，都系数罪关系。“同时犯”规定省略了处置理由，导致数罪与处置规则之间衔接不畅。应确立“先犯罪构成，再犯罪构成关系”的罪数（竞合）规则。数罪并罚的处置理由是犯罪成立条件之毫无重合；从一重罪从重处罚的理由是犯罪成立条件之部分重合，包括构成要件行为重叠与构成要件法益重叠。从一重罪处罚的理由是犯罪成立条件之完整重合,但有犯罪成立条件部分重合的情形，此时，司法上应当在从一重罪处罚基础上适当从重。能够与帮信罪“同时构成”的“其他犯罪”，只能是刑法分则中以提供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行为类型的罪名，不包括关联犯罪共犯罪名。     

论对向犯的处罚范围——以构成要件观念为中心

对于刑法分则不予处罚的对向性参与行为，能否结合总则关于教唆和帮助犯的规定进行处罚？对此，有立法者意思说、实质说和折中说的争论。如果形式化地看待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可能会得出对参与者需要定罪处罚的结论。但如果坚持（定型化）构成要件观念，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地判断行为的危害性，对参与者原则上就不能以共犯论处。     

法典化以来中国犯罪的刑法生成趋向

法典化以来中国刑法呈现犯罪化趋势，呈现法定犯比重趋大化和危险犯形式趋多化两种形态。中国法定犯的刑法生成的目的是秩序与安全，刑法生成内容是扩容与增量，表现为设置危险犯和多采空白罪状或叙明罪状以及大一统立法模式，应警觉法定犯的刑法生成过于功利倾向以及可能带来的新的制度风险，适时激活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危险犯形式趋多化表现为涉罪范围扩张、单位危险犯的犯罪种类增加以及抽象危险犯的犯罪种类扩大，应适度拓展故意抽象危险犯的刑法制度供给以及合理配置其法定刑，以充分保护法益。     

危险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浅析

危险犯中存在着犯罪未遂状态,即犯罪分子已经着手犯罪,由于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且其行为引起的危险状态不足以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产生客观现实的危害,即为危险犯的犯罪未遂。要准确的把握危险犯既遂或未遂的标准,在定罪量刑时真正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关于正当防卫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大多数学者认为对侵犯赃物的行为人,对教唆犯,不作为犯不能进行正当防卫,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文中从占有的法律保护,教唆犯、不作为犯会造成紧迫的危险,而对其防卫能收到防卫的效果等方面作了论证,并根据教唆犯,不作为犯的特点,对其如何进行正当防卫进行了限制.     

行为犯概念探讨

我国行为犯的概念是继承西方大陆法系把犯罪分为行为犯和结果犯两大类而产生的。虽然在大陆法系也有反对这种分类的声音,如德国著名学者李斯特曾经对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区分表示反对。他认为,任何一种犯罪均以某种结果为前提。在刑事不法中区分‘结果犯’和纯粹的不以结果为前提的‘行为犯’是不正确的。但当时德国大多数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现在主张这种区分的意见仍然居于通说的地位。我国刑法理论也基本上认可了这一区分。但对行为犯的概念可谓五花八门。     

精神病犯集中管理的问题与思考

精神病犯作为罪犯中的特殊群体，对他们的管理教育有别于其他类型罪犯。应针对监区关押精神病犯的结构、特点，探索出对精神病犯有针对性的管理办法和模式，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若干问题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应该是过失，不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我国刑法中不存在严格责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不例外。但从应然的角度说，应该确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严格责任。在现行刑法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而从危害程度和预防的需要看，有增设本罪的危险犯的必要。     

身份犯的基础性问题研究

在刑法中,有些犯罪的主体是由特殊的主体构成,刑法理论上将其称之为身份犯.在刑法理论上研究身份犯无论是对行为人的定罪还是量刑都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而我国刑法典对此问题没有明确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所以,本文对身份犯的本质作一探讨,目的在于更好的理清有关身份犯的问题.     

浅议抽象危险犯之危险

抽象危险犯是危险犯的一个重要类型,应区别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之危险应采“一般的危险说”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