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犯的法定性特征研究

集合犯是指构成要件自身预设了同种行为反复实施的犯罪形态,反复实施的同种行为即使分别符合各个构成要件,但在性质上它们被包括地作为一罪评价和处断.立法对集合犯的规定并不都具有一目了然的明确性,在多数情况下,需要结合集合犯的构成特征进行分析确认.刑事立法的规定性是集合犯的重要法律特征,是其与连续犯等相近罪数形态区分的显著标志,也是集合犯以人格责任为其法理基础的立法体现.     

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既遂与未遂——以一个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判断犯罪既遂与否的标准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齐备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在行为人对致人重伤、死亡持直接故意的罪过形式时存在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未遂。本文指出加重结果出现时,以及加重结果虽出现,但基本犯未遂时成立抢劫罪结果加重犯未遂,在基本犯既遂,并且已经出现加重结果时构成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既遂。     

实行犯过限行为研究

实行犯过限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行犯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一种犯罪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实行犯的过限行为可以划分为重合性过限行为和非重合性过限行为;量的过限行为和质的过限行为;对组织犯的过限、对实行犯的过限、对教唆犯的过限和对帮助犯的过限;故意的过限行为和过失的过限行为。对过限行为,应由实行犯独立承担刑事责任,但其他共犯对实行犯未超出共同故意的行为应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对共同故意的内涵,如确定故意、概括故意、转移故意、突发故意等要注意正确认定。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刑事诉讼中的不利推定

虽然依据认识论的观点,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但由于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手段的局限性,任何诉讼证明都只能是＂在历史的碎片中拼凑事实＂的过程。在常规性证据证明方法不能直接证明犯罪的情况下,刑事推定成为诉讼证明的替代方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某些证明上的困难,避免了刑事诉讼陷入僵局。本专题中不论是对不利推定制度的阐释,销售伪劣产品罪中＂明知＂的解析,还是非法持有毒品罪中刑事推定问题的探讨,均肯定了建立在经验规则及归纳推理基础上的刑事推定的价值。然而理论的争鸣与实践的困惑也反映出刑事推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存在更为广阔的空间。     

西方国家循证矫正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

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受到高再犯率、传统缓刑监管失效等问题的困扰,传统矫正模式的有效性备受质疑。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循证实践为传统矫正注入了新生力量。循证矫正,是指在矫正领域内,实践者在所研究的证据中,遵循最佳证据原则,结合实践者个体矫正经验,在矫正对象的配合下,针对矫正对象犯因性特点,开展高效矫正的一系列矫正活动。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类犯罪进行了修正,特别是将“卫生标准”修订为“安全标准”体现了刑法对《食品安全法》基本理念的呼应和统一.但是,当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已经不能再被视为是一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型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风险社会语境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当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予以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此类犯罪进行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改造,增加持有型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严密刑事法网,将“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实现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制统一.面对食品安全风险,刑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亲亲原则”问题探讨

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传统法律中有关“亲属容隐”、“亲属相犯”的立法状况,比较当代各国刑法中有关亲属之间犯罪的立法体现.探讨我国传统中的亲亲原则对于当代刑法的意义,分析传统儒家伦理作为根植于中国的道德标准对于当今法治完善的意义.     

情节犯的立法价值检讨与抉择

情节犯在刑法典中大量存在，不同的犯罪类型具有不同的情节，而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与否是又是情节犯罪与非罪的标志，所以它在条文中的规定尤为重要。文章从情节犯存在的原因、意义以及价值趋向等方面，对情节犯的立法价值及其在刑事立法中的完善作以探讨。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构造及其规范解释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的法益不能直接沿用民法或者行政法的法益内容，个人信息权益与信息管理秩序均不能直接作为其法益内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的判断具有整体法秩序意义上的逻辑性，当行为符合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要件时，会对相应的民法法益造成侵犯。民事侵权的成立范围应当考虑到对包括信息管理秩序利益在内的社会要素的平衡，构成民事侵权的行为才可能进一步考虑是否成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如果侵权行为对其他人身与财产安全具有抽象危险，该违法行为就可能达到刑事不法的程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法益内容是个人信息权益，而刑法法益则是其他人身与财产安全。在前置法的违法性判断的基础上应当分析对其他人身与财产安全是否具有抽象危险。对于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来说，相关司法解释以个人信息数量来界定抽象危险的成立标准时应当有所区别。现有司法解释以及司法适用存在一定不合理的地方，应当在整体法秩序的视野中，以法益构造指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解释的完善以及个罪的规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