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挪用八千万 总裁助理乱狡辩

日前，原北京三峡经济开发集团总裁助理洪杨文因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8000余万元，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受审，他被指控在任职期间将公款用于注册私人公司后再进行非法占有。     

多次挪用公款用于不同种用途的数额计算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及从事其他活动超过3个月未还的，都必须是数额较大才能构成本罪，尽管立法对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未作数额上的规定，但司法实务在具体掌握定罪时还是要求具备一定的数额，并且司法解释也有相应的规定。然而，在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计算上还是存在争议的。本文主要就多次挪用用于不同种用途的数额计算问题进行探讨。     

“港澳国际”巨贪的“大手笔”

2002年3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了对港澳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港澳国际”)原董事长李耀祺贪污、挪用巨额公款案的查处情况，中央纪委、监察部给予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败家子”行长落网记

2002年2月23日下午刚上班．焦作市检察院反贪局就接到一封举报信．反映焦作市商业银行中站支行朱村储蓄所所长侯爱军、出纳陈艳梅利用工作之便．采取不计账方式，将储户存款挪用给本行职工使用，账外未兑付金额有1023万元，共326笔；已兑付账外资金139万元，共290笔。信中还详细说明了这些钱的使用人．     

建议刑法分则设立挪用公物罪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所在单位公物归自己使用或借与他人,数额巨大,或是挪用所掌管的单位机器设备进行营利活动,却没有受到刑事追究。现举两个实例说明: 1.吴某,系A市某煤炭中转站(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将甲公司发运至该站、委托该     

国企老总的“情妇门”

北京金属回收联营公司经理戴加诺，与同样担任过国有公司经理的情人柴凤敏共同编造虚假材料，从北京金属回收联营公司贪污挪用了51．4万元。他将所有原始凭证统统烧毁，但还是东窗事发。     

广州“问题社保基金”

新华社4月4日报道，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汇报：6亿多元社保基金在外运营未能收回。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表示，2000年之后，广州市社保基金没有发生过挤占挪用，这笔“问题社保基金”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历史遗留问题。     

殊途同归:论挪用性质的犯罪的立法完善

挪用性质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包括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而其内容及现行相关司法解释均不能恰当解决立法界限模糊、罪刑关系失衡等问题,本文主张三罪合而为一．方能解决上述问题.     

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计算

挪用公款的数额对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作用。挪用公款存在不同用途的,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理,可以将用于非法活动与营利活动的数额评价为用于其他活动的数额;对每一笔挪用行为及其数额的认定必须以刑法规定为标准,只有当挪用行为能够被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所涵摄时,才能将挪用数额计入挪用公款罪的数额;既不能仅挑选其中用途最多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也不能按用途分别计算数额,更不能一概以总数额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数额。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的,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归还,不能一律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也不能仅按其中一次最高数额计算;对于归还前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对携带部分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案件,为了确保罪刑相适应,也可能将贪污的公款数额评价为挪用公款的数额;在使用人与挪用人构成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使用人应当对与其行为具有因果性的挪用数额负责,而不是仅对使用数额负责;对共同挪用公款数额的认定,必须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并贯彻责任主义。     

百日解开心千结——我省基层涉纪信访“百日会战”成效显著

全省基层涉纪信访工作“百日会战”中，省领导组下达的1038件信访件中，与经济问题相关的占到将近一半，涉及贪污挪用侵占问题的达492件，占总数的47．揣；与基层事务管理、监督有关的达340件，占到近1/3。截至9月30日，省领导组下达信访件已全部办理，办结率达100％，查实823件，查实率为79．3％；给予党政纪处分921人，其中，处级干部28人，科级干部130人，农村干部752人，并移送司法机关97人。收回违纪金额3777．37万元。此外，太原、大同、朔州、忻州、长治、临汾6市还自行排查出261件涉纪信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