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化

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限制是我国行政法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在规范行政权时疏于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致使公安行政执法工具规则规定的公安执法工具的范围过窄,要么就事论事,要么内容无序,要么操作性弱,等等。为此,必须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法律控制,扩大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认识。     

近代中国票据中介机构的制度创新及其启示——以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为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商业习惯和信用状况的限制,中国无法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票据中介机构,不得不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商情,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创立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票据中介机构,即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1936年3月16日开业的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专营票据承兑和贴现的机构,标志着近代中国票据贴现市场的雏形.从组织形式、信用工具和运作方式等方面来分析,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对票据中介机构进行了较大的制度创新,虽然它只存在了5年多的时间,但其制度创新的理念为当今票据市场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行政责任工具的类型学分析

名目繁多的行政责任制度根据其着力点、控权机制和内在属性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分权工具、权利工具、测算工具、信息工具和道德工具等五种"理想类型".不同的责任工具各有其优劣利弊,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效用空间,也有着不同的优化方式.责任工具的创新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工具机制的演绎或构造,控权机制的搭配或组合.     

陈平原：网络时代该怎样读书

在《别想摆脱书》中,艾柯有一段妙语：“事实上,科技更新的速度迫使我们以一种难以忍受的节奏重建我们的思维习惯……母鸡可是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学会不去过街。它们最终适应了新的街道交通情况,我们却没有这么多时间。”母鸡的故事不可考,但趣味盎然。我同意艾柯的意见,过分追求速度,从城市建筑到饮食习惯到阅读工具等,一切都“日新月异”,这确实不是好事情。     

治理工具创新:激活内生型社会信用秩序

对于新工具的应用可以看作是对于社会秩序发展的一种回应。在网格式的社会治理结构中,传统的等级式关系的治理工具经常显示出其不适应性。市场经济社会信用供给的两种形式有内生型供给和外生型供给,内生型社会信用秩序是市场经济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能动性来形成牢固的利益、市场、权利和法律体系。基于内生型秩序在建构社会和谐稳定性方面优于外发型秩序的特性,所以结合我国转型社会发展特点,通过开发与创新社会治理工具为重构社会信用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全媒体时代党报群众路线大有可为

近年来,与全国各地党报同行进行了一些接触交流。大家在交流当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党报当下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比如手机照相功能完备,人人都能当记者,党报的舆论引导地位受到挑战;无人写稿投稿,通讯员队伍式微凋零;党报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狭窄,受到其他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冲击挤压。     

精益政府:政府治理的变革创新——以美国环境保护署精益变革计划为例

在政府治理行为中启动精益变革,美国环境保护署要求各部门采用精益创业的循环模型,即确定"价值观念"→设计"最小可行性产品"→汇总用户数据。精益流程改进是精益政府变革的中心任务,前提是对现存问题定位,方法是"先创建后投入",最后进入具体流程精益化实操阶段。敏捷开发工程是精益化最重要的保障,它强调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以将开发失误可能造成的浪费降至最低。美国环境保护署精益政府变革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如其所使用的精益管理工具、信息技术对于我国精益政府建设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精益文化、精益精神层面的变革上需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它还仅是一场政府治理渐进性的变革,注重各级政府"非公共产品生产或供给领域"的精益化。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创新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离不开精准研策和精准施策,需要借助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在社会层面形成大扶贫格局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制度安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选择。产业扶贫事关贫困地区造血机能,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社会公益参与其中并引导和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群众稳定可持续脱贫的根本路径,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的理论困境以及诸多现实难题。通过对"马兰实验"的个案研究,可发现一种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独特机制:"共建"即多方主体共同兴办扶贫产业,"共治"即各方主体共同管理扶贫产业,"共享"即各方主体共享产业成果,借此形成一套由社会公益组织小农户融入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机制。该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治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形成精准高效的扶贫共同体,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精准脱贫的可靠推进。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工具的优化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就业保障的基本取向可归结为劳动平权、职家平衡以及就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目标—工具—功效"的三维分析框架发现:我国女性就业保障的政策工具以政府主导的命令型工具为主,企业与市场机制为辅的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应用力度不足,且政策工具在协同人口政策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时陷入选择、运行与功能等方面的失灵。因此,应以法制治理、公司治理、市场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为联合机制,发挥组织、权威、财政以及信息等政策工具的整合效应,落实"稳就业"与"促生育"的政策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