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互动机制及其助推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标志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农民工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着人才缺失、农民主体性缺失、乡村治理无序、资金短缺等多重困境;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项目和平台,其政策红利吸引着农民工进行返乡创业;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又能及时弥补乡村人才缺口,促进乡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资金保障,并能够改善乡村社会治理。因此,可以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策略,构建多维度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环境,开展针对性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支持等途径来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     

产业扶贫缘何难以为继:目标嵌入与行动“脱嵌”--基于一个地方案例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以项目制为基础的产业扶贫方式使政府得以将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代理”嵌入贫困村参与扶贫;为了激发村庄的内生发展能力,地方政府以政治精英下沉嵌入和村庄内生嵌入的方式,引导扶贫干部、合作社、大户三大重要的扶贫力量参与到产业扶贫中,带动贫困村产业发展和解决贫困问题。但基层政府对“短平快”效果的追求、企业纯粹逐利进入、村庄共生关系淡化及贫困户被动的策略性接受,破坏了这种嵌入性带来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产业扶贫中产业发展与脱贫目标的靶向偏离、贫困户实际创收有限、产业扶贫难以为继,形成一种脱嵌式产业扶贫。因此须构建一套完整的对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监督、考核、激励机制,努力探索开发扶贫目标下农户能普遍获得资源和项目成果公平性分享的制度安排,以期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     

新乡贤的乡村治理困境与突围路径——基于浙江省J市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治理变革的轨迹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治理到分权治理;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改善村治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新乡贤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近几年,针对时下乡村治理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乡村空心化、荒漠化、精英主体流失化和村级治理边缘化的困境,人们开始从传统的治理方式中寻求破解之道,“乡贤”一词迅速升温。     

做实小额信贷 助力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立健全防止返贫致贫长效机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湖南省委、省政府强调,要加快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湖南篇章。     

“五个三”推动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滦南县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五个三"推动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聚焦三个维度,强化顶层设计。在标准上制定"十个好"。提出领导班子、党员队伍、工作机制等示范点创建标准,逐条细化量化,指导镇村全面对照、查漏补缺,对标提升。在推动上画出"线路图"。     

曾经沧海邓友梅

正邓友梅一波三折的传奇人生与他精彩深刻的小说有什么关系?这位12岁的小八路、13岁的日本劳工、14岁的新四军文工团员、19岁的北京作家、26岁的右派、35岁的劳改人员、45岁就提前退休的失业者,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平反归队,怎的倏然成为"井喷式"高产作家、连获6届全国最佳小说奖     

对我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建议

<正>我省作为汽车大省,看似如日中天的传统汽车制造业实际正在受到互联网时代越来越个性化市场需求的冲击。今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深圳召开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座谈会"上,尖锐地指出,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地方保护亟待打破、扶持政策有待完善、盈利模式尚未形成、充电设施建设滞后等等。那么,在我省在迈向汽车强省之路上,如何结合省情国情,使新能源汽车成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

基层党组织是衔接国家与社会、大市场和小农户的核心纽带,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大有可为,不仅发挥着激活乡村资本市场、缓冲资本与小农户之间利益冲突、培育乡村致富能人、承担市场代言人等重要经济作用,而且还能发挥乡村公共福利"兜底者"的社会作用。     

全面落实纲要 开创教育事业新局面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