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死”与“元宇宙热”——一个拉康主义分析

晚近关于元宇宙的讨论热度极高。在拉康主义开启的分析性视角中,此种“元宇宙热”始于一种越出符号秩序的死亡驱力,这意味着元宇宙的“崇高化”。进而,从现代性与互联网两个层面的“上帝之死”背景出发,可以发现：在现代性宣告“上帝之死”后,上帝无法再作为大他者之具身为人提供神学安慰,迈向元宇宙实乃人在自身“崇高化”过程中的“创世”冲动与自我确证。在赛博空间中,“不存在上帝,一切都不被允许”,但这一退却的“上帝”将在元宇宙中以数字大他者的面目返场,人因此倾向于下降为数字“白痴”。这样一来,迈向元宇宙的行为可能是一次“造神”而非“创世”。     

何干之与中共党史学书写范式的开创

何干之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共党史学家,是中共党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何干之毕生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在接纳和系统阐发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较早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史研究领域,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维度探索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完善教学体系、建构党史叙事逻辑框架、拓展党史研究空间范畴等具体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党史思想,为中共党史学发展繁荣作出重大贡献。探索其唯物史观、党史观、中共党史学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建设。     

民事共同行为和多数人责任刍议

民事共同行为是民事关系同一方复数主体之效力及于全部事实后果,但均不足以导致全部法律后果的同向行为。比较多数人损害同一主体的财产和人身的各类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多数人之债除学界承认的按份关系、连带关系、共同之债关系、不真正连带关系、补充责任关系外,还包括不完全连带关系和不真正按份关系;且补充责任关系又有一般补充责任关系和特殊补充责任关系之分。在此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多数人责任的一般理论。     

老树发新枝 三明市政协专题协商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

三明先有工业,后有城市:1957年开始工业建设,全国十万大军支援三明,建成三明钢铁厂,奠定了工业基础;1960年设立三明市。作为地处山区的老工业基地,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老树发新枝"?这是三明市委、市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市政协建言资政的重点。2020年初,三明市政协聚焦经济建设...     

内圣外王新释

内圣外王之说,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它的多样性与相对性、效用性与理想性、冲突性与融合性三特色,厘清了中国“内圣外王”理念的发展理路,凸现了各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各自的特色,揭示出“内在外圣”的内在意蕴。自身缺陷以及价值理念,终极关切,从纵横互补中梳理中西古今内圣与外王张力和融突,使现实的伦理道德建设与国家民族的事功伟业得以协调平衡。     

网络民粹主义的危害及应对之策

民粹主义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反对精英、推崇人民的政治思潮。网络民粹主义在本质上仍是民粹主义,它是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发展,具有参与主体广泛性、动员方式隐蔽性、情感的非理性和传播影响深远性等基本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混淆视听、煽动群众的非理性情绪,制造虚假民意、干扰司法独立,强调官民对立、削弱政府公信力,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现实危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网络立法、提高网民自身素质、加强政府疏导和监管是正确应对网络民粹主义造成不利影响的有效对策。     

确立并践行新理念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形式主义是个老大难问题,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尤其是在初期和一些地方,形式主义问题不仅存在还比较严重。在防控疫情这一“准战时”状态下,形式主义问题危害性更大。形式主义问题的根源是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的形成有体制和思想两个层面的原因。从这两个层面施治,都属于治本之策,其中思想或理念层面的引领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并形成了三大新理念,即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民意导向。与新理念相对立的旧理念正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思想根源。新理念不只是理念,还是一套行动指南。只要确立并践行新理念,就能有效抑制形式主义问题的滋生,从而起到重要的治本作用。     

论破产程序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

担保物权的优先性在民法中不可质疑,但在破产程序中,尤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则受到诸多限制.这种限制系破产程序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同时也是破产法立法价值嬗变的结果.基于利益衡平原则,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必须合理,我国这方面的立法尚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三重意蕴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系列精神发展的前提性存在。作为发端之源,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原初样态,是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前提;作为基因之源,伟大建党精神是贯穿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也是被百年奋斗史确证过的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与系列伟大精神不同,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力量之源,能为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及自身提供驱动力,为历史文化的当代发展明晰导引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民伟力,始终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懈奋斗。只有在“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结果与前提”的辩证统一高度,才能更好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题中之义。     

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及其与社会盛衰之关联

清末“新政”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可概括为九点,其中“重农抑商”是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密切相关。“重农抑商”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国有制主要有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制主要是自耕农经济和租佃制,事实上这两种所有制都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循环怪圈,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封闭,以及专制政治和“重农抑商”的强化。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上合天理下符国情,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