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据时期台共政治大纲中“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

20世纪20年代末，台共为了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曾经在台共政治大纲中提出了“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斗争口号。然而，一些“台独”理论家却往往无视台共反日独立运动认同中国的祖国观念和目标取向．而将这一运动曲解为“台独”的前期历史，并把这些斗争的口号加以断章取义的篡改和歪曲，妄图以此为其分裂中国的罪恶图谋寻找历史根据，混淆视听，欺骗民众。为了澄清事实，笔者愿秉承以史为证的史学原则．征引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对台共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作出科学的诠释和评价。     

写好“讲理”的裁判文书

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 ,法官对裁判文书的制作首先应当走出无须“讲理”的误区 ,其次是法官必须学会在裁判文书中据事、依法、论理。凡是认定的事实都必须一一叙明 ,选用词语时不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对证据的不同证明效力应当在充分说理中作出判断 ,对有矛盾的证据的取舍理由必须公开。裁判结论的生成依据必须在“本院认为”这部分中予以充分阐释。     

略论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厦门的新闻殖民活动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为了钳制、操纵和利用新闻媒介,制订了相应的新闻政策.由于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的缘故,厦门是台湾总督府宣传和实施华南南洋政策的一个战略要地.日本不但在厦门创办有完整的新闻媒介体系,而且还进驻了大批的新闻机构,当中有报社也有通讯社,有日本本土的,也有台湾本岛的.台湾总督府经略厦门新闻事业的过程,本质上来说就是新闻殖民政策的施行过程,也是两岸特殊的一种新闻交流形态.     

日据时期台湾的“市区改正”及其对城镇发展形态的影响

日本占领台湾后,为了满足殖民统治、配合殖民地资源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开始大力进行台湾城镇的基础建设事业,继之,在台湾主要市街实施"市区改正"计划和工事.经过改造,台湾城镇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交通、卫生、休憩等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改善,适应近代经济和产业发展要求的各种设施得以建立,也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较快发展."市区改正"中断了台湾城镇原有的发展模式,改变了传统中国式的城镇形态,使城镇具有了日本以及欧美近代城市的某些特点,对台湾城镇的现代化发挥了较大的影响作用,但其目的在于将台湾的城镇(市街)改造成为适应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需要的大小中心据点.     

日据时期台湾宜兰地方社会转型初论（1895-1936年）——以社会经济与教育文化为视域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步入殖民地化进程,但各地社会变迁形态却有所不同。以宜兰的例子观察,日本殖民者对当地社会经济的殖民地化改造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深刻,而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影响则要大得多。台湾全岛各个地方千差万别,在探讨殖民地社会转型时,不可将其视作铁板一块,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能符合历史事实。     

早期台大的三位大陆籍教授

地处台北市的台湾大学是我国台湾地区惟一的综合性高等教育学府,其前身为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创立于1928年）。1945年抗战胜利,原来的台北帝国大学也就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所接收,于同年11月15日改制为“国立台湾大学”。     

据法阐释及意义探究

辩思解释与据法阐释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法治思维方式的构建。在辩证思维之中,广泛的解释性语用,张扬了法律的弹性,使法律能以灵活多变、与时俱进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然而,过度的辩思也会使法律失去独立性,危及法律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进而导致与法治中国建设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难以形成。因而常用的法律解释话语及其方法,最好能被据法阐释或法律阐释所替代。法治话语需要显现对法律的虔诚;法治思维需要突出据法阐释的基础地位。重视据法阐释的意义,在于强调法律的安定性、体系性和权威性等对法治的意义,明确法律的规范功能。     

“总动员”体制下日据台湾的大众娱乐论述——兼与朝鲜半岛比较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直至1945年战败，日本持续在国内和殖民统治地区同步建立“总动员”体制，不仅为了人力和物力动员，也为了发动包括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在内的心力资源总动员。大众娱乐论述属于“总动员”体制下文化战、思想战的一种，与其他属于文化战的动员论述一样，大众娱乐论述的建构及后续讨论往往随着殖民统治地区文化政策的调整以及对殖民统治下人民的动员需要而有所改变。从日据时期台湾杂志报纸等媒体的言论，可以考察“总动员”体制下大众娱乐论述的内容及其逻辑，并将其与同时期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半岛的娱乐论述进行了比较。战争期间所谓“健全的大众娱乐论”,并不仅为提升劳动力和生产力，还包括针对殖民统治下人民的“皇民化”改造目的，是一种融合文化战和思想战的战争动员论述，目的在于加强动员殖民统治下人民充当战争人力资源。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动员效果，大众娱乐走上竞争之路。这个过程中，娱乐论述乃变质为一个“国民化”机制，并与厚生运动的“国策”相结合，创造出它的公共性。另外，如果说台湾新剧作为一种大众娱乐被提及得最多，朝鲜半岛的民俗活动则被选中成为可能的宣传工具。不过，在“总力战”下，它们被要求发挥“劳动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