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相关立法亟待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民众生命安全带来威胁,也对国家治理和法治工作带来了挑战。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是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也需要根据法律协调各个领域,统筹各方面资源。这对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防控措施于法有据,社会才能依法有序。     

让首都新农村邮路更加畅通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建设、农村经济、农村管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较之城市新农村对邮政通信的需求显著增长。九三学社市委近期通过对北京郊     

试论日据时期的台海两岸交通

日据时期台海两岸交通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岸航运权从英商德忌利士易手为大阪商船等日资会社掌控,台湾对外交通也从以大陆为主转变为以日本为主,台湾社会经济日益纳入日本资本主义的轨道,加深加速了殖民地化进程,而台湾总督府对岸政策在其间所发挥的微妙作用,又使得这一转变过程充满着浓厚的政治蕴意.     

日据时期台湾农业研究

台湾气候温暖,水源充足,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自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农业便纳入日本殖民主义经济中,其间,虽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迈出了重要步伐,但台湾农业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中国古代“据众证定罪”证据规则论

"据众证定罪"规则在中国古代的证据规则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该规则从适用对象上来看,体现了儒家礼的精神,亦即差异、恤刑;从规则本身来看,是依据"是否适合拷讯"来选择证据的适用。"据众证定罪"规则包括"不得令其为证"、"证人不言情"和"证人证言为伪"三种情形。中国古代律例规定"属于相容隐范围的人"、"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和笃疾者"、"监生和妇女"等特殊身份人不得令其作证。对证人的证词采取"干证当面对质"方式,"质之"是中国古代司法官吏断案时的必要程序,包括在案发现场干证当面对质、审判官堂审时与两造当面对质或"直牒追摄"对质。"质之"的对象是"证见之人",通过对质,辨别两造供辞的真伪。该规则使儒家的差异原则、恤刑原则法律化、具体化,也是拷讯制度的必然结果。     

日据时期台湾香蕉产业与客家经济精英

香蕉在日据时期是台湾的主要输出青果,其中九成以上销往日本市场。当时蕉界精英17位,其中钟干郎、萧恩乡、林德玉、李才祉、林富仑等五位是南部六堆客家精英。本文借日据时期台蕉出口及其发展状况,观察六堆客家商绅发展过程及他们之间如何建立起蕉贸网络,并通过这些客家精英的生命史与网络来重新解释香蕉产业的型构。其次,当时香蕉经济是项获利颇丰的新兴事业,客家精英纷纷＂弃教（儒）从商＂,重商思想和商绅阶层兴起,六堆客家人正式进入都市发展,从事海外贸易,而香蕉产品的商业化也促使客籍农民愿意承担风险提高植蕉面积与产量,带动了六堆地区整体发展,显见当时客家人在香蕉产业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论日据时期在闽的“台湾籍民”若干问题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失败后,中日两国签署了《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居住在台湾的人民被视为日本臣民。许多台湾居民因此移居大陆,被称为“台湾籍民”或“日籍台民”。“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加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日本投降后,“台湾籍民”成为历史名词。日据时期,“台湾籍民”大批移居福建,对福建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少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闽台关系增加了特殊的内容。本文就日据台湾时期在闽的“台湾籍民”类型、职业与政治状况,以及日本当局对他们的态度等,试加论述。     

中国司法能动性与美国司法能动主义概念比较

关于司法能动的概念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无从求解的问题了,在20世纪就已经以概念的形式出现。近些年,我国的司法能动尽管正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能动制度,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与司法能动本身的初衷和原貌仍有差距。分析并阐明两国之间的差异,能够进一步的帮助我国建立和完善司法能动的进程。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叙事的遗民意识论

日据时期苦难多变的社会历史，造就了台湾风格多样、题材各异的文学作品，但是其文学的灵魂或者说支撑文学大厦的基石没有改变：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特别是台湾知识分子的“遗民情结”，一种失去故国却又坚持“故国”文化理念和固守“故国”政治操守的深层心理结构在深深影响着台湾文学。“遗民情结”所驱动的文学意识是台湾文学中潜在的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