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与前景展望

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性骚扰立法动议,经由地方立法试验、人大代表提案、群团组织推动、司法经验积累和国际社会关注,促使立法机关在2005年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增加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然而,在对性骚扰概念作出立法界定,以及对特定场所性骚扰的强化规制等方面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2020年,《民法典》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确立了特定场所防治性骚扰的义务,形成了开放式条文结构,引导了后续《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总结中国性骚扰立法的经验模式,其呈现鲜明的民意回应型、多级分工式、经验导向性和话语嵌入式特征。由此展望中国性骚扰立法前景,有望转向引导型立法模式,弥合现有法律体系的内部罅隙,继续积累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并嵌入国家和社会的主流话语。     

智能医疗算法审查的融合型立法研究

算法不应成为法外之域,算法审查亦不应采取机械化、概括式或单向度规制的路径,而应立足“领域法”的特殊性,通过嵌入式的智能医疗算法审查融合立法,精准识别智能医疗算法系统的潜在安全隐患,通过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立法的融合,防控智能医疗算法决策引发的叠加型医源型与药源型安全风险。通过管理型立法与促进型立法的融合,处理智能医疗算法分发对健康公平产生的双向影响效应;通过技术治理与组织治理领域立法融合,有效应对医疗健康及生物识别信息安全隐患;通过控制者义务与外部算法审查相结合,增设智能医疗算法决策风险最小化的命令性规范、智能医疗算法应用的动态分级授权制度、预警及诊疗算法模块信息爬取的限制性规范,为人民生命健康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简析我国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网络事业的迅猛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方便、快捷与商业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追求精神世界的和谐与安宁,因此有关网络隐私权的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从隐私权概念入手,通过对各国法律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分析,提出对目前我国网络隐私法律保护的思考。     

浅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完善

我国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对公司法的修正案。修订后的《公司法》顺应了世界立法潮流,首次明确承认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地位,并对其设置进行了相应规范,从而使实际存在的一人公司受到了有效的法律规制,但其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我国立功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立功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立功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使其发挥更大实效,应及时予以科学完善。     

公共卫生立法:打造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法治疫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举国抗疫成为2020年的鲜明底色。坚持以法治方式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公共卫生立法成为贯穿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工作的主线之一。     

美国电子管理系统劳工移民审查制度

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为了长期在中国工作和居留提出了移民申请。我国应该加强关于外籍人士移民中国或准许外籍劳工在中国合法工作的立法,设立合理有效的机构推动此项工作。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劳工移民成熟立法的研究有助于在中国建立适合国情的劳工许可证制度或劳工移民制度。美国以电子管理系统为基础的劳工移民审查制度很好地体现了美国移民法规的立法目的,即一方面鼓励吸收能对美国社会作出贡献的高技能外籍劳工,另一方面保护美国本国劳工免受因外籍劳工的准入而丢掉本来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美国电子管理系统劳工移民审查制度良好的程序保障在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地方立法统一审议制度的法定功能

地方立法统一审议制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专利"性立法程序制度。分析辽宁、上海和江西三地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作为",评估已实施的地方立法统一审议,结果表明,至少在作为研究对象的辽宁、上海和江西的法规样本范围之内,已实施的统一审议在实现其预设的两项法定功能:不当利益的扼制和法制统一的维护方面取得了一定功效。这个结论不仅有助于回应我国统一审议立法制度的存废之争,而且有益于该项制度的完善之辩。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

在法定犯时代,立法实践场景呈现出法定犯数量增多、法定犯自然犯化的特点.我国当前法定犯的立法模式无法回应时代变化带来的新的犯罪规制任务,且有不当扩大犯罪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而其背后的法典化立法模式具有立法结构、立法思维、立法技术上的天然局限性,进一步暴露了当前法定犯立法模式的不足.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本土化视...     

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实践的反思与法律完善

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实践中存在着刑事科学技术人员“自侦自鉴”、鉴定物证流转环节随意性较强、原鉴定人与重新鉴定人主体同一、复核鉴定仅对书面结论进行复核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立法上的缺失,也有鉴定人员观念上的原因,为此,应当从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违法实施的程序性后果和法律监督程序等方面予以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