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罪化、程序法治与法的可预期性——以黄碟案为中心的法理透视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对隐私权的保护是相当明确和清晰的.同时,虽然法律对于制作、复制、销售、传播淫秽制品等行为明文禁止,但是对于在家中观看淫秽录像、电影等行为却并未评价.因此,在正式的法律体系中,应当认为观看淫秽制品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在非正式的法律中,却受到禁止.这实际上是观看淫秽制品的行为在非正式法律体系中尚未完成除罪化过程的结果.这一制度体系上的混乱为法律官员的选择性执法奠定了基础,从而削弱了法律在形式上的统一性和实践上的可预期性.因此,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最重要的仍是确立国家权力需要制约的观念,并在制度上清除那些可能造成混乱的因素.     

不容许的侦查陷阱对被唆使者刑事责任的影响——德国法视角的分析

德国司法判例认为不容许的侦查陷阱构成对被唆使者的刑罚减轻事由,德国学界则主要存在着不容许的侦查陷阱导致证据使用禁止、形成程序障碍或者构成刑罚排除事由等见解之间的争议.本文在归纳总结了各方观点后指出,在德国法体系中,不容许的侦查陷阱之所以不被容许,根本原因在于其侵犯了<德国宪法>第1条第1款所规定的人性尊严和<德国宪法>第2条第1款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并对各种见解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证据属性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据的属性问题在我国证据学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理论。把证据的属性界定清楚是我们研究证据学领域中其它问题的基石。本文就合法性不是证据的本质属性展开分析,进而研究非法证据的排除和排除规则的价值权衡。     

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问题的思考

侦查权是一种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特征的特殊的国家权力。目前我国的侦查权司法控制严重欠缺,为了构建合理的侦查权司法控制体系,可以从确立令状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方面进行努力。     

夸尔斯案与"公共安全"例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公共安全"例外,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4年纽约州诉夸尔斯一案的判决中认可的.根据该判例,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提问如果是基于对公共安全的关心而合理作出的,那么即使警察在拘押讯问前没有向其发出"米兰达警告",由此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归罪陈述也可以被采纳为证据,并且,该例外的适用不依赖于个别警察的主观动机.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分析与建构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已是必然，但如何建立该项制度，特别是在程序上如何设计，国内的研究仍略显薄弱。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提起开始，动议的主体、时间、方式、排除庭审的性质、运作模式、规则、证明等诸多方面都需要结合域外经验及我国现实进行深入地分析、讨论，才能得出一套可行的设计方案。     

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非法证据,在我国诉讼法学界的争论由来已久,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和统一的认识。但在证据法学理论上,最终都将其归结于广义或狭义的非法证据。在现代各国,大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对我国的行政诉讼也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重构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标准过于严苛，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不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考察两大法系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实践，外国法院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一般持宽容态度。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平衡非法证据排除时的价值冲突，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重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略论法律移植的本土化构建——以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例

同大多法律制度一样,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是"拿来主义"的产物,但对它的中国化构建却不可谓之成功。本文将讨论这一法律制度移植的情状,并以韦伯的法社会学的视角检视它的本土化构建失败的原因,力图在超越法学范畴的思想文化层面得到答案。     

刑事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一、刑事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原理 品格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一个人的名誉。是社会对个人在道德领域的一种评价。在证据法中．品格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它可以指一个人在其生存的社区里所享有的声誉；第二，它可以指一个人所具有的某种行为方式的倾向性；第三。它还可以指一个人历史中的特定事件，如先前曾由于刑事犯罪而被判刑等。品格证据则是指证明参与诉讼的主体品德、品行好坏的证据。对于品格证据是否能够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效力。以及最终是否可以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使用等问题，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认为，品格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和或然的。并且带有很大的偏见性影响，会对客观认定案件事实产生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