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联结及其演进逻辑——以“诉办关系”为中心的理论分析

诉办关系是多元主体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建构起来的关系,直接体现和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结状况,是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根据社会民众的“诉”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办”两个维度,各种各样的诉办关系大致可分为不诉不办、有诉难办和有诉就办等基本形态,呈现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联结性上的差异。不同诉办关系联结的点位、速度、频度和强度等有所不同,最后问题解决的途径、节奏和结果也不一样。透过不同时代诉办关系的特性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的联结包含了特殊的演进逻辑,具体包括从国家中心迈向社会中心、从封闭到开放、从简单粗放到琐碎精细、从公共物品到个人权益、从不对等支配到合作博弈以及从人工作业到技术治理。许多治理变革都是围绕诉办关系而展开的,比如建立12345热线、“民呼我应”改革和“接诉即办”改革等。这些改革提供了社会问题解决的新路径,也重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诉办关系来切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结状态,不仅有利于洞见诉办关系改革的实质,也提供了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演变的新视角和新知识。     

政府回应性：作为日常治理的“全回应”模式——基于LDA主题建模的地方政务服务“接诉即办”实证分析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全量回应市民诉求正在成为我国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新形态。“全回应”模式具备即时全量回应、全部门回应、全层级参与等核心特征，因而政府回应性研究应从关注“回应与否”转向“回应质量”。信息技术赋能之下，接诉平台会汇集的公众诉求数量大、议题领域宽、行政层级跨越广、情绪指征鲜明、诉求表达充分度高，催生出新型政府回应模式及特征。本研究利用政策信息学主题建模方法细化诉求分析粒度，针对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多平台诉求类数据，考察政府回应效率、回应方式、回应详实程度等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诉求主题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诉求来源、行政层级、诉求主题类型等因素皆会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相比之下，诉求的情绪呈现与诉求长度对政府回应的影响较弱。     

健全完善深化接诉即办改革的法规体系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将接诉即办改革实践以立法形式固化，极大地推动了接诉即办的行政组织法治化，也为多元协同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群众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模式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持续深化，对我国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具有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未来，可通过缓和诉求供需矛盾、增强协同办理实效、深化推动主动治理、加强工作保障制度来优化接诉即办工作机制，进一步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还需要完善接诉即办法律制度体系，包括细化配套规范和制定接诉即办行政法规。     

开拓接诉即办改革研究新方向

接诉即办是首都超大城市治理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引发专家学者思考研究。目前的研究突出表现为“三多三少”，即整体全面研究多、分门别类研究少，实证描述研究多、相关因素分析少，数据量化研究多、案例剖析研究少。深化接诉即办改革研究，必须抓住抓准重点议题，系统评估接诉即办工作条例的实施情况，修改完善相关条款；廓清接诉即办改革全程的权责关系，持续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扩充接诉即办改革研究的思维方式，抓住重大核心议题进行深入研究；深化研究接诉即办改革的多种路径，形成更具引领性示范性指导性的成果。     

从“民呼政应”走向“未呼先应”——基于“接诉即办”实践样态及其优化转型的探讨北大核心CSSCI

“民呼政应”是当前政民互动实践中的理想方式,主要指公民高程度参与、政府高程度回应有机结合的状态。“接诉即办”的北京模式是“民呼政应”的典型实践样态。高位推动下多维施压和赋权增能互嵌共生构成理解“民呼政应”缘何可能的分析框架。多维施压源自于市民反馈、上级点评、同级竞赛,赋权增能由“吹哨报到”与“社区动员”机制促成。但“民呼政应”仅是当前实践中的理想方式,并非完美无缺,其实践样态“接诉即办”还存在着行动滞后、充斥大量无理诉求、治理效能与资源投入不相匹配等问题。未来,应当致力于探寻从“民呼政应”到“未呼先应”的超越之道,构建“未诉先办”的新型实践样态,实现“接诉即办”的优化转型。     

下交群评：激励群众参与协商解决诉求

如何办理所谓的“不合理诉求”是伴随接诉即办改革的一个难题。平谷区在牢固树立为民服务工作本源、坚持诉求全响应全办理的基础上，自2021年7月开始推动实施下交群评，探索制度化办理所谓“不合理诉求”新实践，逐步将诉求下派转变为群众问题群众解的下交。这一实践注重发挥群众作用，运用基层协商推进基层治理，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商量着办，形成一种创新性方法，优化了诉求办理。平谷区构建完整的机制体系，多措并举、系统施策，确保下交群评实践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