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与台湾地区刑事协商之比较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在接受"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后,又于2004年4月引进了刑事协商程序。大陆地区当前试点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在适用范围、当事人权利保障及具体程序运作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刑事协商程序有可借鉴之处,但更要总结其经验教训。为避免出现理论根基不稳、实践效果不彰的现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充分调动控辩双方积极性、强化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认罪自愿性审查、明确值班律师的定位。     

案件传播偏向及舆论导向研究——基于商业媒体、自媒体、警方三者协商共治角度

自媒体最大的特质是个体主动的深度参与,对案件新闻传播具有现场时间优势和首发视频吸引力。自媒体人素质和文字表达的极大落差和个性化偏向、商业媒体逐渐标签化的案件传播立场、警方在案件新闻传播中必需的实证性和执行力均执着于自我的案件新闻传播立场和偏向,对案件新闻传播重设了一种新的过滤筛选机制。警方权力、自媒体民意、商业媒体舆论的偏向和关系中,唯有用事实真相说话的正义是对所有人的尊重,而不偏向任何有指向的对象或利益。为实现协商共治,警方发布的案件新闻既要保证真相的权威性,又不得不置身于商业媒体和自媒体的舆论中心并自证。     

加强新时代政协党建工作

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是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大事,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我相信．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在认真总结过去的基础上,一定能够不断开创政协党建工作的新局面。     

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做好人民政协工作,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效能。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现代政治价值导向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应用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学,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也相当突出且成果显著,表现为协商民主政治的构想。作为与中国颇为有缘的西方学者,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在政治领域的理论产品,对于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攻坚阶段的中国来说,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则主要表现为政治价值的导向的介入与设计。本文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出发,集中探讨其政治价值导向问题,并结合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政治传统的异同,探析这一理论对中国政治价值构建的启示。     

“二元协商”模型对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启示与借鉴

环境公众参与被定位为实现环境民主的具体制度,对其制度现状的审视与制度完善的建议应纳入民主理论框架内。协商民主理论与环境公众参与具有内在关联,完整的协商民主程序应包括公众参与结构性的社会学习和政策制定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二元协商”框架模型,该模型对于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社会学习阶段的审慎民意调查、网络公共论坛和民主恳谈会等形式为公众真正参与环境公共事务进行知识准备和程序训练;公众可以通过公民陪审团和社区环境活动等形式正式参与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发展和理性回归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辩护律师阅卷权方面有很大的变化,该变化曾一度引起广泛的争议。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于辩护律师阅卷权的问题再次涉足,而且是修改的重点之一,其目的是在加强控辩双方对抗性同时,强化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对于辩护律师阅卷权的保障和改善,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下尤为重要。本文试从《刑事诉讼法》两次修正案中涉足的辩护律师阅卷权相关规定进行探讨,了解其发展的轨迹,探寻其理性回归的路径。     

从“法庭调查”论公诉人在控辩关系中的博弈

辩护人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日益得到重视。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上述权利得以固化,并呈扩大之势,法律对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对非法证据启动排除程序等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公诉人对证据的垄断性优势减弱,庭审变数不断增多。本文旨在建议通过设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加强公诉人的交叉询问能力,排除非法证据的能力,以便其在控辩对抗时赢得主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     

浅析我国大陆检察起诉裁量权制度——从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检察起诉裁量权制度角度出发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近十年不断进行修改,逐步建立起与台湾地区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检察起诉裁量权制度。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起诉裁量权规定的探究,从而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起诉裁量权制度提出一些建议,以便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多元化、分歧与公众参与立法的难题

对于公众参与立法问题,既有的讨论大体上遵循了一种看待公众的单一模式,由此则忽视了公众作为一个复杂群体的内在特质;对于上述问题,一种基于多元化与分歧的分析进路可以弥补其不足,并有助于揭示、分析与消解诸多新的难题：人数的忧虑、协商的困境与草案所引发的烦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