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构建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研究

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体现为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决策过程的互动性、决策实施的自觉性及决策反馈的有效性等特点。当前还存在着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公众理性参与不足、公众参与渠道不畅及效果有限等问题。结合现有公众参与的制度,以政务公开机制、民意表达机制和舆论传动机制为基础,构建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应加强开放性政府建设、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疏通公众参与途径及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并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     

扶贫攻坚显成效

宕昌县按照政府主导、产业扶贫、基础设施扶贫、生态扶贫、社会事业扶贫等思路,完善片区各项扶持政策,帮助片区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去年,该县减贫人口25万人,减贫率达21.3％;整体脱贫3个乡镇40个村,累计脱贫5个乡镇66个村. 保障民生 基础扶贫 该县坚持“科学规划、突出重点,整合力量、集中攻坚,综合治理、保护生态,加快建设、强化特色”的指导方针,将182个贫困村划分为5个特困片区,编制完成了特困片区扶贫攻坚规划及分片区实施方案.先期启动实施了理川片、新寨片、新城子藏族聚居区3个特困片区扶贫开发,累计投入资金72123万元,集中实施了道路交通、人畜饮水、农网改造、危旧房改造、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五保家园和技能培训等各类项目314个.     

新一届政府权力“减法”及其社会影响观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论断。这两个"作用"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相辅相成。本届政府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先手棋",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为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提供了重要保证。     

论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的保障

知情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充分保障知情权对于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与实践,构成公民知情权实现的重要路径。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建设,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仍存在问题与困境。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使其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多视角探赜政府—新媒体关系:一种善治关系模式的构建

新时代的政府与传媒关系主要体现为政府-新媒体关系,国内外就此转向问题从新媒体自治、议程设置、双向互动、舆情应对等多个视角进行了探讨。我国政府-新媒体关系中存在诸如舆情应对不力、包容性欠缺、机制不完善、市场逐利等问题,中国在疫情发生初期都有例证。有鉴于此,政府-新媒体关系需要构建一种善治模式,政府做到善待、善用、善管,新媒体能够自主、自觉、自律,政府与新媒体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服务社会公众,在完善的法治框架体系基础上走向善治之路。     

国内要闻

<正>全国两会圆满闭幕3月13日和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圆满完成各项议程,相继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和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政治决议。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新西兰政府生产力评价及其启示——以教育生产力评价为个案

2004年以来,新西兰政府引入生产力评价,从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对政府的教育生产力进行评价。衡量投入的指标包括劳动力、资金和中间消耗,而产出则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进行测量。新西兰的教育生产力评价体系设计严谨,注重大数据的信息化采集,强化投入与成本评价,践行结果和顾客导向的理念,对我国的政府生产力评价有一定借鉴价值。     

治滥始于公开

近日,要求政府公开信息的呼声,再次敲击着国人的听觉神经。其一,一则＂全国普查自来水合格率仅50%＂的消息引发了公众对饮水安全的担忧。尽管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有关负责人回应称,根据2011年最新抽样调查,我国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为83％，但这一笼统数据无法消除公众疑虑。网民称，相关部门须如实公布哪些水厂的水质不合格，不然很容易让群众产生不安情绪。而且，必须先提高水质再涨价，这样才会让老百姓心甘情愿掏钱。     

国外“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历史预置、理论主张与分析视角

国外"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周期:科学管理时期,新公共管理时期与整体政府时期,形成了"分工—协调"论、"结构—功能"论、"无缝隙政府"与"伙伴关系"论、"整体政府"论等较为成熟的理论主张。其分析视角主要包括政府效率的视角、公共选择的视角、民主政治的视角。但是,从理论层面上看,国外的"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由于缺乏从通则式的解释模式分析政府部门间关系的调整,因此,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的"政府部门间关系",从而不能拓宽理论研究的适用范围。     

县级权力变迁中的地方性因素——基于C县县级档案和口述访谈的研究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持续在进行行政体制的变革。其中,县制变革可以说是地方行政改革中最为突出的。与一般的职能调整和机构改革不同,县制变革的核心是权力的变迁。从"市管县"体制改革到撤县建市,再到强县扩权,县级权力一直处于变革过程之中。地方性力量的成长是理解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切入点。从地方性因素出发,对县级权力的变革应作一种权变的解释,即使具备同样的结构性条件,由于行动者的参与方式、互动和参与程度的不同,结果也会有所不同。换言之,无论存在任何结构性因素,那种在浙江C县案例中发生的县级权力变化也并非必然趋势,而是多种力量、多种因素偶然结合在一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