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工荒时代:走出失权

上个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十分犀利地指出,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全球化转向带来的严峻挑战,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怨恨歧视和社会排斥逐渐增加,社会整合力量日益消解,造成这些“世界的苦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家的撤退”——国家以市场自由为借口,退出对社会的保护。     

论新时期我国政府主要职能的新定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尽快由事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为了顺利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切实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对我国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将现行的政府主要职能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调整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或者调整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     

创新之要义和创新过程——基于价值实现的现实阐释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为进一步明确创新的要义,对于创新的概念做了重新的定义。创新的最重要的含义概括下来主要有两层:一是创新最终必须落实到实现发明创造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上;二是必须把发明创造具体地形成产品、产业、市场和制度。创新实际上是个过程,是实现发明创造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多个环节组成,有多个行为主体的参与;这个过程往往是各种环节交错、多个行为主体交互作用的极其复杂的过程;是知识的传播、交换、综合集成和新知识生产的过程;是动态的学习的过程。     

打造和谐的政商关系

官商结盟在胡雪岩时代也许是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常态,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则无疑是一个对社会、对政府官员、对企业家们都具有很大风险和负面作用的病态现象中国传统背景下的政商关系或官商关系,从来就不是个小话题,但始终没上得了大台面,不过,眼下却有愈来愈热的势头。“有权人的权力”和“有钱人的资本”之间,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版本不断地在媒体和民间流传,电视里的《胡雪岩》也赶上了热播,作为中国近现代成功商人典范——胡雪     

国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墨西哥：墨西哥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是各级政府参与，医疗俣险组织开办医院，医疗保险的覆盖人数约占总人口的65%，在城市达90%以上。全国共有两大医疗保险系统：一个名为“全国职工社会保险协会”，主要对象是企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会员约为4600万人；另一外名为“国家职工社会保险协会”，主要对象是政府工作人员和文教科研人员，会员约为800万人。另外，还有一种对穷人的免费医疗救济，对象是城市和偏僻地区的贫困居民，受益对象大多数为农民，约有1400万人。     

联系计生工作实际 开展行政效能建设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政府系统干部大会精神，切实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优化政务环境，提高机关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圆满完成我省人口计生工作“十一五”规划的各项任务，按照省政府通知精神，我们存全委机关和直属单位认真开展了以贯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改进机关作风，优化政务环境，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决定》为主要内容的机关效能建设活动。为把《决定》真正落到实处，我委成立了由安焕晓主任任组长，委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监察室、办公室、人事、财务、政法处等相关处室主要负责同志组成的行政效能建设丁作领导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扎实推进，同前我委行政效能建设工作已经进入督促检查验收整改阶段。下一步工作重点是要按照省政府制定的责任追究办法和我委制定的追究办法，监督检查在人口计生工作中的33条违规责任，存抓深抓细、严肃查处上下功夫，不断把我委的效能建设引向深入。     

从人大与政府共建豪华办公楼看监督缺位

2006年10月投入使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某区党政办公大楼，如今成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大楼是该区目前为止最高的建筑物，据估算，其投入可能过亿元。新党政办公大楼把区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四套班子”以及区属40多个科局集中到了一起。     

多权力格局的冲突与协调——以本轮房地产调控为中心所展开

房居事关民生,中央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政策,仍无法控制房价的飞涨.需求和供给能解释大部分高房价,但仍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央政策的失效.高房价是一系列主体的行为所导致,政府之间、政府部门间的冲突放纵了房价的上涨.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制的不足,权力行使应被制约,但也要使它有效协调运作.     

美国“公私共分罚款之诉”及其评析

"公私共分罚款之诉"是《美国反欺骗政府法》规定的一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该诉讼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相关人在胜诉后,可以和政府共分被告人向政府缴纳的罚款,以此鼓励个人揭露与政府有交易关系的公司、企业诈骗联邦政府资金的行为,并以诉讼的方式挽回联邦政府所受到的巨额资金损失。"公私共分罚款之诉"以给原告物质鼓励的形式推动个人在公益执法中发挥有效作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公益执法途径。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种，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的问责制．也即所谓的“同体问责”。行政问责制的客体是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效克服了权力机关等外部组织问责时往往只针对有关机构及其行政负责人问责的局限。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对于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主动提高决策和执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