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隐私信息公开豁免的双重界限

个人隐私公开豁免条款兼具定义规范和权限规范的双重特征,定义规范确定了条款的适用范围,个人隐私定义本身构成公开豁免的内在界限;权限规范赋予行政机关对何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裁量权限,公共利益的判准成为公开豁免的外在界限,双重界限的背后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大数据时代中传统隐私权转向信息性隐私权的同时,界定"个人隐私"概念的关键应从"隐私"转向"识别"。在类型学和隐私保护领域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在识别后果不同的"个人隐私"与重要性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基于比例原则的精细化利益衡量,才能发挥该条款的规范功能和实用价值。     

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基本情势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浙沪三省(市)卫健委处级干部的分析

政府治理过程的履行和政策功能新的发挥,特别是现代公共事务治理日益要求精细化和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对干部队伍的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总体态势上看当前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日益受重视;从产生来源看,由本系统内部提拔产生或从其他单位同级交流选用,是配置专业型干部的主要方式;从职务变动看,无论是"一把手"还是副职,在本系统内部实现岗位变动的情况居多;从实践历练看,专业背景并不是专业治理能力的唯一判断标准,实践锻炼的作用更加显著。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受个人自身素养、组织关注和培养力度、区域及行业系统干部队伍的已有基础以及基层干部队伍激励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加强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永恒话题,尤其在当前情势下更受关注。但是,专业治理能力并不局限于专业背景,实践岗位历练同样重要。在重视"一把手"岗位的同时,也应关注能起优势互补作用的班子配备。还应以系统性思维从扩大专业化选拔的范畴、提升专业化精准化培训绩效、加强分类管理和考核评价等方面同步推进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     

《北京知产2019成绩单》专题报道之一:以绩说事:如何实现105%结收比?

近年来全社会关心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共识愈发强烈,当前中国商标、专利申请量均属于世界领先位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专属管辖全国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的一审法院,同时管辖着北京市范围内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侵权等纠纷案件,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     

继往开来谱新篇

2021年1月25日至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隆重召开。来自全区各地、各条战线的代表委员,带着全区2500多万各族人民的重托出席盛会,共绘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会议审查批准了《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等各项报告,为我们明确了开局“十四五”、奋战“十四五”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充分反映了全区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声,为进一步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本期《特别策划》聚焦自治区两会,为您解读两会精神。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与总体目标。从新时代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发现如今服务型政府建设还有许多不满足新要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服务范围、服务理念、服务主体和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针对上述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明确服务边界、牢固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加强服务队伍建设、形成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来加以探讨。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

当今社会,行政决策高度依赖于信息,而行政机关搜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行政决策的质量。传统官本位思想、层级制的行政体系以及局限于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渠道等,阻隔了信息与行政决策之间的互动通道。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互联互通,但大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又容易出现信息被人为利用、编辑而误导行政决策。为发挥大数据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立法应从大数据的提取、运用程序以及使用的法律后果上予以规范。只有将大数据的运用置于法治轨道内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决策的精准和高效。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保险法理论新范式——以保险人作为私人监管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提出以及论证的命题"保险人可以作为支持和补充政府治理/监管风险的私人监管者"与国内目前主流的保险法研究范式——合同和监管两个维度——有较大的不同。本文意图藉此探索保险法理论的新范式,以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保险法理论研究带来的重大挑战。风险保障专业化、损害赔偿社会化和治理手段市场化的性质使保险成为构建公权与私权合作治理的机制。保险人以"治理"(govern/regulate)的方式支持、补充甚至替代政府对被保险人行为和风险的行政管制。"看不见的手"(商业保险)与"看的见的手"(政府)相互配合与支撑,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应向保险人下放风险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