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规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力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要促使非营利组织进一步健康、有序地发展,更好地发挥其提供公共物品、行业规范和监督公证等作用,同时纠正其自身存在某些缺陷,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加以引导和规范。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     

同治中兴:晚清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的悖离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同治中兴,虽在形式上保全了清政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其政治体制模式却遭到结构性破坏———中央集权权力向地方督抚下移,而中兴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仍然抱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造成清末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相互悖离,双方均失去了在政治建设中的合法性和积极意义。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新陈代谢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甚至迂回不前,并出现晚清政局特有的征象。     

政府规制的政策目标与政策选择

本文分析了政府规制的两种政策目标观—目标的公共利益取向和部门利益取向，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政府规制作为公共政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政策目标应该而且能够体现公共利益。同时本文还指出，在公共利益这一政策目标指导下，政策工具或方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选择，包括对政策效率、效益和政策环境的分析。     

论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理基础

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是指不正当行使知识产权,滥用这种合法的垄断权的行为。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不仅是利益平衡的要求,而且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要求,也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必然要求。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与成因

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及其对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他先是通过公开性动员社会舆论,寻求人们对改革的支持。随着公开性的发展,苏联历史与现实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要求根本改变斯大林政治体制的呼声占了上风。在这种社会情绪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转向了多党制、总统制。     

邓小平论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 ,具有自己的优越性 ,一是共产党的领导 ,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是民主集中制。深刻领会和坚持邓小平关于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思想 ,对于我们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论格式合同的法律调整

格式条款的产生 ,是对合同自由的异化。对格式条款的规制 ,是实践合同正义的必然。我国目前正在起草民法典 ,检讨现行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立法之不足 ,更有其重要意义     

反恐侦查中的监听权力规制

监听在反恐情报收集中的广泛采用,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有利于打击和惩罚恐怖犯罪;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国家刑事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从而对普通公民的权利形成更大的威胁。面对这种境况,必然要求在侦查的必要性与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之间寻求调谐。     

叶利钦时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政治体制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边疆区内的自治区和自治地方拥有很大自主权，铝业集团和诺里尔斯克财团等几个金融工业集团对边疆区政治生活影响很大。铝业集团领导人贝科夫曾与边疆区行政长官列别德争权夺利，发生激烈冲突，最后失败。列别德采取措施，加强集权。边疆区的政体形式是总统共和制，立法权力由边疆区立法会议行使。立法会议权力广泛，并不断努力扩大职权范围。司法机构建设较为滞后。行政长官列别德将军与联邦中央关系微妙，他在边疆区推行的旨在加强行政长官集权的努力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