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许多外部条件的制约 ,如 :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体制 ;缺乏公平的经济政策环境 ;融资环境不顺畅 ;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结合我国国情 ,提出如下建议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建立统一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建立政策性融资渠道 ;发展创新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 ;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法律保障体系     

德国内政外交回顾与展望

1999年德国政坛风云变幻,施罗德政府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经受了一系列严峻考验,内外政策作了一些调整,保证了执政联盟平稳跨入21世纪。未来一年施罗德政府执政重点仍将在内政方面,着力点是确保执政联盟内部稳定和解决税收、债务、失业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在外交上将继续调整各项政策,保证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逐步实现。     

从克林顿南亚之行看美国“南亚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克林顿对南亚三国的访问,提升了美印关系,加强了与孟加拉国的经济合作,并逼迫巴基斯坦军政府还政于民。以克林顿南亚之行为起点,美国南亚政策也从“平衡外交”调整为“重印轻巴”,通过提升美印关系;开展战略对话,拉拢印度,以期借重印度实现美在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导地位,将南亚纳入其全球战略框架。一、历史回顾美国南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主要是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受美苏在南亚地区角逐的影响和制约,按不同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冷战时期,“拉巴抑印”。这一时期,东西方冷战,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斗争。在南亚,苏联…     

21世纪的德国

<正>1945年5月8日(莫斯科时间为1945年5月9日),希特勒德国彻底失败,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欧洲各国人民被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自此,德国在欧洲的强权政治似乎结束了。70年之后,德国重新成为欧洲头等重要的政治影响因素和全球利益中的世界经济强国。其基础是德国的经济实力,体现在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等领域重要出口商品的高技术水平以及传统的高额贸易顺差等方面。2014年的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刑释人员社会政策演变与反思

刑释人员是指曾被国家行刑机关依照法律执行过剥夺自由刑而刑满释放的人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重视刑释人员的教育与保护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国家结合各个时期的形势,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政策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对刑释人员的安置大体经过强制留场、多留少放、四留四不留、基本不留和社会安置等阶段。笔者通过对不同时期社会政策演变的研究与反思,结合新探索试图探寻到较为适合的社会政策,以期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能得到妥善安置和切实保护,这对预防重新犯罪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

良好的国家经济治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亦能有效地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经济民主价值的竞争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就国家经济治理、竞争政策及经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裨益。     

台湾地方选举对两岸关系之影响透析

一、台湾地方选举与两岸关系关联性之命题2014年11月底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揭晓,民进党几乎大获全胜赢取13席县市长(6个"直辖市"有4个),国民党面临退台有史以来的全面性失败,几乎是溃不成军,论者或以为这与马英九用人失当及治理能力不佳有关,无疑地这已伤及马英九的清廉形象及降低民众对"政府"施政的认同及支持力度。回顾2008年民进党相继在"总统大选"与"立委"选举中失利,面临党能否永续发展的困境一般,显然在台湾的政党政治运作中,任何一党主政皆必须谨慎为政、步步为营,否则胜选后即会面对严格的道德操守及治理能力考验,台湾民众的投票行为取向或者是民意表达,尤其是中间选民并不固着于特定政党取向。围绕台湾地方选举议题对两岸关系影响,存在以下五种命题组合,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热烈讨     

印度海权发展中的安达曼·尼科巴因素:现状与影响

印度是新兴海权国,位于东方水域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对印度提升地区战略优势、维护外贸与能源供应安全等均有很重要的作用。印方认为这一地区既有大国角逐等传统安全风险,也有非法武装人员渗透、偷渡、武器走私、毒品贩卖、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挑战。21世纪以来,印方多次升级在该地区的安全部署,推出了三军演习、国际联合演习、国际联合巡逻等影响较大的安全行动,扩大了印度海权的战略空间,密切了与美日等大国的关系,提升了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协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压力。尽管如此,印方对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未来定位仍有众多不确定性,其未来发展取决于优先推动当地经济开发和优先提升安全力量部署这两种策略的动态组合。中方的应对策略应将冷静观察与软性参与有效结合。     

中国独生子女群体对父母养老偏好特征及其政策性探究

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我国新的基本国情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客观了解国人的养老需求、积极应对老龄化是当下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独生子女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迈入养老阶段,独生子女在传统家庭养老中正面临持续压力。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对独生子女的分布特征进行整体性描述,进而深入分析独生子女群体对其父母养老偏好的差异性特征。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更倾向于社会养老模式;在独生子女内部,非农业户口、东部地区、女性、更高学历和更高收入的群体更倾向于社会养老模式。进一步了解独生子女的养老责任观念,有利于客观认识传统孝道文化中家庭养老的影响,为独生子女群体父母的养老谋划更为友好的养老政策和保障措施,以更好地迎接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型和老龄化社会。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