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涉外版权谈判及其启示

清末中西实力失衡,列强在通商续约过程中提出版权保护要求。清政府在涉外版权谈判中面临取舍难题：对外而言,保护外国版权是收回治外法权的条件,但这会导致级差效应,加剧贸易逆差;对内而言,不保护外国版权短期内有助于讲求西学、文明开化,但可能不利于国内相关产业与文化的长远发展。反复博弈后,中外达成了涉外版权的有限保护条款,并得到一定程度的适用,避免了我国在国际法领域进一步处于被动。清末涉外版权谈判可以为我国处理涉外知识产权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民法典》居住权的三层构造之解释论

《民法典》居住权呈现出结构化、层次性和价值多元的特质,但其制度设计未适当提取公因式,有待透过宽松的解释立场,完善和充实其三层法律构造的具体细节。《民法典》第366-370条形成第一层构造中的合同居住权,对其主体、客体、权能、消灭事由应该采取文义解释、目的性扩张、目的解释及体系解释等不同解释方法,在恪守物权法定原则之外有效保护契约自由。《民法典》第371条形成第二层构造中的遗嘱居住权,其在设立方式与形式、继承与转让、登记效力等方面,参照适用合同居住权规则的空间非常有限,法律适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民法典》第243条第3款、第1090条等形成第三层构造中的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于其类型化的基础上,需要朝具体化的方向填补漏洞。从而,促进居住权在我国的规范体系化和内容本土化之成长。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论转向和规制边界——基于限缩解释论的立场

未成年人因身心发育尚不健全导致其合法权益易遭受不法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设立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但本罪在具体适用方面存在潜在的扩大化趋势。基于限缩解释论对本罪的理论基础和规制边界进行限定,通过对立法背景和相关案例的分析,建议在性犯罪的基础理论——性同意理论基础上补充性剥削理论,以此揭示本罪的实质特征。需要界定特殊职责、实行行为和其他出罪事由,以此进一步完善本罪的司法适用,以实现未成年人权利自由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     

洛克哲学的积极因素与意义——对《人类理解论》的思考分析

洛克哲学的地位和影响虽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内容与形式的朴实和普通掩盖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时至今日,关于洛克哲学真正的积极因素,他的学说的基本特征和面貌、内在矛盾及其性质,以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仍然是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     

对刑罚报应论的再思考

刑罚的报应论在与预防目的论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即便在刑罚一体论的框架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认为报应等同报复,该理论内部无法统一,其假设前提存在缺陷。这是对报应论的误解。报应论作为刑罚本质理论,在刑罚体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反腐败如何降低公众的行贿意愿:腐败容忍度的双重中介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并将此作为未来反腐败实践的重点;但国内学者对公众行贿意愿的议题却鲜有研究和讨论。因此,深入探讨公众行贿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能够为以社会公众为切入点的反腐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在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通过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发现,公众腐败容忍度在公众行贿意愿的诸影响因素中发挥了双重中介效应。一方面,反腐败绩效不会对公众行贿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却通过影响公众腐败容忍度对公众行贿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公众腐败容忍度在腐败经历与公众行贿意愿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强化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完善行贿黑名单制度、涵养社会廉洁文化氛围、深化反腐倡廉宣传以有效降低公众腐败容忍度,就成为抑制公众行贿意愿的重要实践策略。     

仲裁第三人的法理基础与规则制定

仲裁第三人是仲裁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其进行学理分析并制定相应规则颇为值得研究。仲裁第三人与诉讼第三人以及“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在界定仲裁第三人概念时,除考虑第三人与仲裁案件在实体法上的牵连关系外,亦应结合仲裁的特点,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纳入考量范围,以弥补“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之不足。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例外规则、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意思自治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仲裁的制度特点均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提供了法理基础。在现行的仲裁法框架下,通过直接立法模式完全可以纳入仲裁第三人。     

高校领导干部领导观念刍议

领导是影响教育管理业绩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教育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行,教育组织管理目标的实现,都与领导水平息息相关。只有首先对领导观念的认识加以澄清,充分发挥领导者自身的权力效应,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才能有效推动高校的改革与发展。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