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危机学习何以驱动数字治理技术的持续创新？——基于“健康码”演进史的考察

作为一项极具典型的数字治理技术,“健康码”何以实现持续创新？基于危机学习的知识管理视角,对“健康码”的演进史进行考察,尝试解释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危机学习是如何驱动数字治理技术持续创新的。研究发现：危机情境下数字治理技术的持续创新,本质上是创新主体持续开展危机学习进行持续知识累积的梯度渐进过程,体现出知识的流动、累积以及结构的变革。具体而言：(1)危机情境倒逼组织开展知识生产,强化组织对外部环境的应急适应性,推动了“健康码”从无到有的突破式创新;(2)基于自主移植效应的知识扩散,呈现出存量的地方性知识与增量的外来性知识交互图景,促进了“健康码”从少到多的开放式创新;(3)共识重塑和规则再造作为知识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形塑了数字治理技术的新范式,为“健康码”从分到统的共生式创新提供了可能。将危机学习看作技术持续创新的重要变量,丰富了技术创新的解释图谱,拓展了危机学习的研究边界。     

迈向虚实融合时代的元宇宙治理：内涵、向度、风险与进路

元宇宙打造的虚实相融新世界描绘了人类数字化的未来趋势。元宇宙治理是这一新生世界的重要产物,意指政府利用元宇宙内嵌的技术要素,通过与企业、公众以及其他人造物的协作,共同维护虚实空间的公共秩序,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元宇宙治理在变革政府所处的治理情境、政府组织形态以及治理绩效的同时,也潜藏了巨大风险,包括来自虚拟世界的原生性和脱轨性风险,虚实互动中的外延性和工具性风险,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挤压性和替代性风险。我国应建立以人为本、鼓励创新与包容审慎为主的理念路径,以夯实算力、优化算法与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路径,以顶层设计、体制机制与标准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以及以多元协同、公众参与元宇宙共享为主的社会路径,全方位保障元宇宙治理的健康有序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的分类实践：理由证成、经验探索与可能困境

分类推进是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重要实现路径。以村庄本位为逻辑起点,通过建立村庄需求、社会基础和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阐释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理由、经验和困境。研究认为,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由数字乡村的价值定位、社会基础和目标导向共同决定的。围绕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态四大建设领域,多地建构了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为数字乡村分类实践提供了先行经验。从试点经验来看,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瞄准性困境、发展性困境和现代性困境。未来,需要调适好政府与社会、先发与后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纾解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可能困境。     

数字经济视角下网络服务交易平台治理框架和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服务交易在提升服务供给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平台在推动供需双方有效对接的同时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基于相关理论基础,构建了网络服务交易平台有效治理的多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分析发现,当前网络服务交易治理存在平台自治与外部监管适应性不强、平台规则共治体系建构不足、服务“强约束”与零工模式下“弱保障”呈不对等性等问题。由此,提出强化公共安全、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监管,优化平台规则的多主体供给机制,对新的劳动关系形成更加合理的契约框架,从而推动平台治理机制创新。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论我国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的构建

数字经济时代来临后,许多国家都出台了数字服务税,甚至在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双支柱”的初步共识后,仍有许多国家积极推进数字服务税的立法。数字服务税并不是一个新税种,而是消费税在特定数字商品上的拓展适用,虽然表面看数字服务税的开征是因为常设机构原则和独立交易原则等传统国际税制的失灵,但背后隐含的动机仍然是不同国家对税收话语权的争夺。由于数字经济模式让可归因于特定地区的利润归属认定变得与过往不同,因此相应的税制也应当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而调整。我国应当积极出台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数字服务税制度,将数字服务税作为消费税的子税目进行立法固化,同时明确其具体的税收要素,并辅之以特定条件下的加计扣除税收优惠。     

网络社会道德的普泛化及其法律规制

在智能互联网时代,陌生人在智能算法工具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持下被“熟人化”,需要道德来维护网络社会人际沟通的相互尊重与和谐稳定。这导致道德的普泛化：道德在功能分化社会作为特殊的沟通模式,借助互联网的普及,扩展到其他功能领域,从而盲目地以道德经验与道德标准来评判一切现象。道德的普泛化在网络社会超过了合理的限度,要求人们进行无底线的尊重与藐视,严重限制与威胁了个人自由与人格尊严。网络暴力现象正源于道德的普泛化。法律可以通过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来限制道德的“去分化”,引导网络平台设计合理的选择框架“助推”多元化的道德选择,设立基本的隐私信息屏障来保留最低限度的物理生活空间,以及合理设置被遗忘权为改过自新提供机会。     

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条件组态与提升建议

随着中国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整体水平的提高,省级政府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亦日益严重。传统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野在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评估中失效,揭示了生成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可能存在多元化条件组态的事实,为解释并解决发展不平衡现象提供了可能。一体化政务服务建设可被视作政府应用信息技术并进行组织重构以提供整体性、无缝隙的政务服务的过程,因此,现运用TOE理论框架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条件组态的研究模型,并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开展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是生成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必要条件,生成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条件组态则包括“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主导型”“技术-环境主导型”“技术-组织主导型”,且实证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由此可得,省级政府可以通过重视并提高政府数字化水平、增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基于本地特色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提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     

中日韩数字服务贸易特征及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服务贸易快速崛起的背景下,对中日韩数字服务贸易特征及其竞合关系的分析表明,中国与日韩两国可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发展数字服务贸易。三方应加强知识产权服务合作,构建东北亚地区开放型的科技创新与知识创造体系;推进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合作,培育错位发展与合作创新并重的特色数字服务行业;拓宽其他商业服务合作,强化双边服务业市场主体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