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区域分异

本文从基础融合、应用融合、创新融合和金融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测度2012-2020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分异。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融合发展指数表现出空间非平衡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贸易开放水平和国有企业规模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有企业规模能够同时促进本地区和经济距离邻近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分异程度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净差异是总体区域分异的主导因素。     

数字不平等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数字不平等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新的风险来源。作为数字鸿沟的新样态,数字不平等表征为数字技术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具体表现为被商业与资本裹挟的平台组织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算法应用中的偏见植入与歧视再造,以及公民数据权利的贫困,导致数字时代“权力-权利”关系的失衡。数字化生存常态化、数字孪生空间的交叉作用以及平台组织权力捕获的共同影响,强化了数字不平等的复制、扩散与叠加。不同于传统的数字鸿沟治理思路,数字不平等强调主动规制与主体赋责,以治理共同体的形式应对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与负外部性,最终实现“权力-权利”关系的再平衡。     

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

老年人数字享益权是老年人在数字时代所享有的一项新兴权利。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生成逻辑含括实践性、价值性与时代性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统一互动,共同阐释了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生成的正当性。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兼具“公权”与“私权”意义,既是主观公权利又是主观私权利,既是实体性权利亦是程序性权利。由于法律性质的多元,决定了保障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实现路径应是综合性的立体式路径。为保障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有效实现,必须建构起由国家保障制度、民事责任制度与配套程序制度共同组成的层次分明的综合性立体式路径。     

数字经济背景下“一带一路”跨境数据传输的法律规制

数据流动已成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生产要素资源。为促使“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更具活力,倡议发起者有必要在考察分析沿线各国跨境数据传输规制目的指向基础上,理性剖析当前域外监管法律规范及潜在不足,从跨境数据传输的国际协作、立法规制、执行完善、评估监督、行业自律等方面作出回应和变革：在跨境数据传输实施前,选适多边、双边合作形式,培育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数字世贸组织,建立“东数西存”存储中心,加强既有国际组织沟通交流;在数据流动准备阶段,以柔性治理“软法”合作为基础,完善“硬法”规制,构建数据合理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在数据传输中,督促各国设置级别业务对应的执法机构,形成多元主体执法队伍;在数据跨境传输中后端,差别化规范目的评估,对数据全程流转嵌入监督问责机制;在数据传输末端,建立第三方数据行业保护认证机构,细化自律标准,将数据传输保护理念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跨境数据传输共治之路。     

论媒介技术与哲学未来的技术转向

通过语言转向,近代哲学的主体存在论发展为现代哲学存在论。语言是一种符号,属于作为信息中介的媒介,语言转向也可看作是符号媒介转向。通过对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的存在论分析,得出现代哲学存在论是媒介存在论。媒介存在论对应于媒介哲学,现代语言哲学就是媒介哲学的第一阶段——符号媒介哲学。符号不能单独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符号的载体,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符号。未来哲学的发展将继续追问语言符号的载体——媒介技术,进入媒介哲学第二阶段——媒介技术哲学。     

“上帝之死”与“元宇宙热”——一个拉康主义分析

晚近关于元宇宙的讨论热度极高。在拉康主义开启的分析性视角中,此种“元宇宙热”始于一种越出符号秩序的死亡驱力,这意味着元宇宙的“崇高化”。进而,从现代性与互联网两个层面的“上帝之死”背景出发,可以发现：在现代性宣告“上帝之死”后,上帝无法再作为大他者之具身为人提供神学安慰,迈向元宇宙实乃人在自身“崇高化”过程中的“创世”冲动与自我确证。在赛博空间中,“不存在上帝,一切都不被允许”,但这一退却的“上帝”将在元宇宙中以数字大他者的面目返场,人因此倾向于下降为数字“白痴”。这样一来,迈向元宇宙的行为可能是一次“造神”而非“创世”。     

论算法驱动下的数字界面及其场景化

在公共管理视域下,数字界面理论逐渐受到关注。算法作为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性要素,是理解数字界面形构及延展的重要突破口。算法从外部环境、内部结构、功能与目标三大维度催生了数字界面形构的驱动力。同时,数字界面的落地需经过场景化过程,该过程将指向公共服务、互动和工作三个领域的数字场景建构。确保数字界面的适应性与稳定性、保证数字场景的多元性与广适性仍是未来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努力方向。     

连通与驱逐：印度智慧城市建设引发的双重困境——对SCM项目的批判性考察

作为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领域,智慧城市已是全球竞争热点,但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构型为北方国家赋予先发优势,令全球南方陷入被动处境。在印度这一典型的南方大国中政府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国策推行“SCM项目”,力求借跨国公司和北方国家援手,用5年建成100座智慧城市,由此抢占数字经济风口。但该项目最终造成连通、驱逐双重困境：前者貌似是靠引进ICT基础设施与跨国公司、北方国家达成互惠型接合,其实却通过依附型接合换取了依附型发展;后者则借布局ICT基础设施的机会,把剩余人口排斥到公民身份外,以便推卸民生负担。上述困境表明印度智慧城市已在莫迪政府的“土植型新自由主义”助推下陷入数字殖民,这为投身于全球智慧城市竞争的众多南方城市提供了前车之鉴。     

数字社会的思维转型与法治根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

传统线下社会到数字社会的变迁,使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对个人信息进行独立的制度设计和保护成为共识。个人信息在数字社会中兼具人格与财产双重属性,存在于其上的个人信息权表现为内含财产权益的人格权益。其中人格权益专属于个人且由其独享,财产权益则可由信息处理者与个人共享。人格权益的专属性决定了信息处理者须拥有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基础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而对于财产权益分配,并不必然选择私法路径,通过征收数字税、设立数字基金等方式让人们获得数字红利,或许是更契合数字社会财产分配的选择。无论是传统线下社会还是数字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追求在于实现诚信,数字社会以个人信息为载体,使人的主观诚信有了向客观诚信转化的计量可能,并由此实现数字社会的真正价值。     

肩负起法律监督的神圣使命——河南省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一瞥

2001年2月16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学斌在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检察院工作报告中,一组有关法律监督的数字紧紧地吸引着与会的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