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大学生信仰冷漠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信仰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决定人的精神面貌。在网络信息时代受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大学生呈现出信仰冷漠化风险,突出表现为政治信仰缺失、道德信仰冷漠、法治信仰淡薄等。大学生信仰冷漠既与个体认知、情感与意志等内部因素有关,也与国家、社会、高校等外部因素息息相关。应对网络时代大学生信仰冷漠风险,既要强化理论武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又要紧扣时代发展,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效性,还要尊重青年主体,激发大学生坚定信仰的内生动力。研究探讨网络时代大学生群体信仰冷漠化问题,既是当下重要的现实问题,也关乎国家未来的长治久安。     

数字人民币运营模式、政策影响与发展建议

数字人民币是以技术演变为驱动力的数字化货币。理论和实践表明我国数字人民币宜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体系架构和"二元"发行模式,其目的是通过替代流通现金M0实现资金数据化和可视化监测,切实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并推动金融产业创新。虽然,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可提升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更好地应对经济危机周期、提升金融与宏观经济系统稳定性。但由于金融创新的未知性,致使数字人民币仍然存在技术应用问题、兑换激励问题、场景应用问题及国际化监管问题。对此,为加快数字人民币落地,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央行从技术层面入手增加试验试点,以协同理念创建"央行—商业银行"和行业沟通对话机制,并结合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规范商业银行行为。     

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执法监测的制度定位与法治建构

作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执法监测为环境违法行为的甄别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后续监管措施的实施提供了证据支持,同时对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和法律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具有促进作用。然而,环境执法监测制度在实践中陷入了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为监测报告的证据效力问题。行政过程视角下的环境执法监测具备双重属性,既是环境监管执法阶段性过程,也是目标环境污染物技术监测过程。为回应合法性危机,我国环境执法监测制度应当从创设准据、适用条件、程序规范、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法治建构。     

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网络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有利于增进公民的政治表达、优化政府的政治决策、推动政府政策的落实,但由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网络政治参与投入的资源不够充足、公民认知能力存在差异等原因,导致网络政治参与中存在网络虚假信息扰乱、政府回应力不足、公民非理性参与等问题。文章从政府、个人、媒体三个层面提出了优化治理对策,以期推动我国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健康发展。     

当“文艺青年”成为“数字劳工”：对网络作家异化劳动的反思

网络文学已成为我国文娱产业的源头和核心动力,而网络作家的异化劳动长期被忽略。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业内对于数字劳动的讨论和相关成果,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网络文学行业的发展实际和网络作家从"文艺青年"到"数字劳工"身份的转变,考察探讨在社会发展、技术进步、消费需求、资本偏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网络作家在劳动动因、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和生产关系中异化的具体表现。归纳指出,网络作家数字劳动异化是主体地位逐渐弱化的过程,也是在生产机制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下不断从属于雇佣劳动关系的过程,更是在技术升级换代的作用下主体地位慢慢被蚕食分化的过程。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适格原告及其顺位设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由政策主导的一项制度,由于缺乏狭义层面的法律规定,致使行政机关作为原告主体的合法性基础欠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本质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文义解释、目的解释方法,对相关政策文件和法律规则进行解读,并结合实践考察以观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起诉主体不应限定于《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之行政机关,还应该包括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三类原告主体的起诉顺位应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予以确定。具体而言,《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内,宜采取"行政机关优先,社会组织次之,检察机关补充"的顺位;《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外,则宜采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不分次序,检察机关补充"的模式。     

环境健康风险的公法规制路径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健康风险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化风险形态,对传统的私法救济模式提出了挑战。充分发挥公法在预防环境健康风险、保障公民环境健康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国家环境健康保障义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对环境健康风险防范理念的现实回应。为更好地发挥公法的风险预防功能,在环境健康风险规制中需要将风险预防原则与比例原则协同适用,以保障规制措施的适当性;通过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机制的有效衔接,保障风险规制的科学性;通过成本效益分析的有限适用,保障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措施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为此,应推动国家环境健康保障职能与义务的明晰化,整合与协调管理职能,健全环境健康标准体系,完善风险沟通机制,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环境健康风险规制能力。     

从割裂到弥合：政府技术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政府技术治理研究正在经历一个"吸纳"与"排斥"对峙的割裂发展阶段,重构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结构,能打开政府技术治理研究的弥合之窗。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的本质属性是多主体使用现代信息化操作工具及其知识体系实现政治和公共行政目标的过程,信息循证主义和数字技术嵌入双重维度及其质化指标共同构成政府技术治理的概念结构。政府技术治理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创造问题域和权利域、公共需求样态转变亟待回应等外部推力的结果,也是政府为探寻治理创新路径、夯实公共权威的内生选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社会应急管理智慧化和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政府技术治理的可为路径。发挥政府技术治理效用,必然要维系治理价值和技术的平衡,突出治理中"人"的主体作用。     

创造抑或毁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就业的双向影响

尽管自动化数字设备会毁灭制造业的低端岗位,但由于数字技术设备与高技能人才存在互补关系,技术同时将创造出高技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岗位;高技能人才收入提高后引致的闲暇生活需要,亦将产生更多低技能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岗位。零工经济和企业共享用工及劳动者多职业就业等新就业形态,也提升了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配置效率,从而可能提升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但是,这些新就业形态正在对既有劳动法律关系带来挑战,存在恶化低技能服务业从业者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并降低其工资和福利水平的趋势。短期内由于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毁灭(替代效应)大于对服务业就业的创造(还原效应),这一趋势还将加重,从而引发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就业创造和福利提升功能,需要政府采取鼓励多业态多模式就业的政策,包括改善教育和促进创业创新,同时也要完善劳动合同立法、执法和改进再分配政策。     

数据利用的根本矛盾何以消除——基于隐私、信息与数据的法理厘清

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利用是现代数字社会中现存的一对主要矛盾,而厘清数据、信息与隐私三者的法律界限与法律属性是解决这对矛盾的理论前提。简单说,隐私的法律属性是人格权益,它只能被自然人享有,除非有法律明确规定,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被转让与利用;信息的法律属性尽管亦为人格权益,其权利主体可以是所有类型的民事主体,即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等,但此种人格权益经公开化权或商品化权转化后的财产利益,可以被他人转让与利用,只不过需要征得权利主体的同意;数据(狭义理解,即经清洗、加密等脱敏手段处理后无从识别信息主体身份的信息)的法律属性是财产权益,其权利主体可为任何民事主体,可以自由转让,且无须也无从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隐私、信息与数据三个概念的法理厘清,不仅为能否利用数据、信息提供了法理支撑,而且为如何利用数据与信息的具体制度设计提供了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