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涉网诈骗犯罪案件的态势、侦查取证困境及对策探究

当前,新型涉网诈骗犯罪案件正处于势能集中释放期,近年来已成为刑事发案中升幅最高、涉案损失最大的新型犯罪,具有受害面广、涉及范围大、涉案金额高、手段智能隐蔽、集团化产业化等明显特点。针对对其打击存在的侦查难、取证难、追赃难等突出问题,公安机关应优化从赃款、工具、手法等作案条件入手的侦查途径,完善摸底排队、查询冻结、电话技术侦查、网络侦查等相关信息化数据侦查措施的应用。     

数字背景下德国滥用市场力量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代化——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订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拥有成熟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二元体系,其在第十次修订中加入了拥有竞争相关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响、拒绝开放数据接口行为如何适用必要设施原则、中介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禁止具有跨市场竞争显著影响力的超级平台滥用行为等回应数字时代市场竞争新特点的条款.我国《反垄断法》修...     

论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整体侦查规则体系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局限,以及具体制度中技术侦查措施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的规制失灵,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大数据侦查为突出代表的侦查行为干预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客观风险。对此,应当建构起刑事侦查中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和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包括侦查对象的个人信息权利以及侦查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对大数据侦查行为和个人信息主体实行层级化程序控制和区分保护,并以比例原则严格约束大数据侦查行为的使用。此外,还应当建立监管制度与权利救济制度来确保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安全。     

电子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电子数据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电子数据作为证据形式的使用日益增多,然而,与传统纸质证据相比,电子数据证据具有独特的特点。本文旨在探究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证据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我国企业合规法律激励机制的构建——基于大数据视角

企业合规建设是避免企业在发展中出现犯罪行为的方式,是预防手段,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可以通过法律激励来鼓励企业进行合规建设,但目前缺乏合理的激励手段。通常,企业与国际接轨、实现长远发展,就要立足企业发展的实际,规避风险,要在熟知运营实际的基础上完善运营规划体系。目前法律激励架构形成雏形,但是其价值并没有发挥出来,怎样发挥其价值,为企业长远发展做出贡献,还需要与当前的大环境结合,完善法律体系,让企业在有序的环境中经营与发展,才可以实现长远发展的目标。     

新时代智慧工会转型发展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智慧工会建设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工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工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手段,有助于组织体系工作流程再造,服务模式优化和工作方式转变,在维护权益、服务职工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但是,在智慧工会平台建设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数字理念不强、整体统筹不完善、数据治理不完善、运营模式滞后等问题。为推进智慧工会转型发展,本文提出以理念创新引领发展思路、以顶层设计统筹发展方式、以数据治理提高发展质量、以长效运营促进持续发展等优化路径。     

刑事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研究

我国现行电子数据审查规则围绕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关联性四个层面展开。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过于强调真实性审查,而忽视其他层面的审查,甚至认为后者的价值顺位可以让渡于前者,补正采用。在取证活动中,此种做法不仅易使公民权利遭受侵害,而且可能引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等一系列问题。故应当从权利保障的视角重构取证原则和程序,依据价值层次重构审查规定,梳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使合法性审查发挥实际效用。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限缩适用——兼论数据犯罪的法益侵害

数据蕴含的巨大价值引发了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本质上,该问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不法争议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解决的根源在于梳理获取数据的行为对象与样态,进一步解释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理论界对数据技术属性提供刑法保护以及法益独立化保护的主张,体现了刑法技术化倾向,与法益证成标准及法益理论初衷相悖。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将数据犯罪的刑法性法益定义为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或者国家法益的传统法益,行政法层面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法益只能作为先法性法益影响数据犯罪的量刑,以调和刑法保障性与谦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方案应当是坚持本罪“法益保护传统化”的限缩适用以及“具体危险犯”的妥当适用标准。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税收征管进入“合成”新阶段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从合作、合并到合成,我国税收征管开启第三次改革,税收征管体制的“合成”改革,是执法、服务、监管的系统优化,是业务流程、制度规范、信息技术、数据要素、岗责体系的一体化融合升级;着力建设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的,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提高征管效能,确保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