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识别·精准供给·数据治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之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对象的差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重视其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精准有效的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强调以精准的供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供给能力的提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治理对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和塑造数据治理理念,完善数据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数据治理平台和路径建设。     

大数据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路及局限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技术不断成熟,并逐渐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目前大数据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包含数据资料的客观真实性、大数据方法的目标性以及海量学生数据隐私等问题。需要针对目前的局限性,结合云端数据平台、海量数据的分类甄别以及大数据安全机制的建立,给出大数据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进路,进一步加强学生思想与行为的关联度,打造新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以适应当前的精神文化新环境,传递社会的正能量和价值观。     

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教学研究——以《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为例

在阐述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教学概念及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在"互联网+"教育环境下大数据、云班课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并以面向计算机网络专业学生所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网页设计与制作》为例,阐述大数据技术对课堂教学变革的重要意义。     

大数据时代下隐私权和信息权的研究

大数据是把"双刃剑",它能够促进经济变革、造福社会,但如果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将会损害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大数据时代对隐私权和信息权的保护带来了新的冲击。大数据时代下,对于侵犯隐私权和信息权的行为,可补充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在特定情形下,也可适用惩罚性赔偿。     

公众对警察偏见心理之形成原因及应对策略

公众对警察的偏见表现形式多样,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社会角色冲突、对警察认知偏差、人格结构自我层面弱化、紧张下的失范效应等公众层面原因以及警察群体自身层职权泛化、职责意识差、贪污腐败、媒体舆论不良导向等警察、层面原因均对这种偏见的形成与强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公众的社会心理层面,应尊重警察,加强法律观念,明辨是非,调整心态;在警察层面,应严格依法执法,正确公共危机,减少负面宣传,规范标识使用,牢记队伍品牌,才能彻底化解这种偏见及其负面效应。     

大数据，认知与计划经济——与何大安教授商榷

数据是明晰的,客观的,而信息本质上是主观的,隐含的和实践的,数据被个体理解之后才会转化成“他的”信息。人们在使用数据之前先会判断该数据的重要性,这种判断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大数据本身并不能替个人做出这样的判断。信息分散在无数人的头脑中,不能被某个头脑或超级计算机集中掌握。个体确定目标后,才能决定把什么样的数据作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他会在海量的数据面前不知所措。数据是人们行动的产物。作为“历史”,数据本身不能告诉人们未来他们应该做什么。另外,没有市场的运行,甚至数据本身都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进路应该是“让个体的知识得以充分利用”,而不是何大安教授提出的“改善个体的认知”。何大安教授预设的“智慧大脑”类似于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他对“普通大脑”的认知和“智慧大脑”的认知趋同的欲求,也正如中央计划委员会试图让普通大众服从于它的指令。正是市场对分散信息的分散利用使个体在固有的认知局限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大数据不能扮演同样的角色。何大安教授有关认知与大数据的讨论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他没意识到市场是一个互动（交换）过程,最大化范式并不适用。     

心理学与犯罪人研究的发展

<正> 犯罪心理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证明犯罪心理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犯罪心理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看成是恶魔附体的结果,也有人把它同意志薄弱和情感障碍联系在一起。于是,魔法、驱妖术、鞭挞以及脑叶切除术等方法,便相继被用来作为出除恶魔或医治意志薄弱的手段。到了十九世纪,有关心理的旧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通过对解剖学、生理学及其它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