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选择偏差与对策

二十一世纪是城市的世纪 ,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世纪。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断言二十一世纪有两件大事将改变世界的面貌 :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一是美国的高科技。然而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官本位等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城市化的进程与历史的本来规律发生了一定的偏差。     

电子政务中行政行为形式合法性探析

程序合法是行政行为效力的必备要件 ,电子政务中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数据电文因缺失法律的直接规制 ,不仅影响其法律效力 ,甚至制约电子政务的推广应用。本文以电子政务的内涵与本质为逻辑起点 ,着重对网络环境下行政行为表现形式“公文”与“数据电文”、行政行为真实性的确认“原件”与“签章”、行政行为生效的要件“送达”等与现行法律的矛盾予以分析 ,说明电子政务的发展需要行政法律制度的变革。     

中国环境数据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今年初向媒体披露了一组数据：我国的化学耗氧量(主要是水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二。我国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我国每万美元产值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我国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     

政府绩效生成的复杂性与绩效评估因应

公共部门及其绩效生成比私人部门更具有复杂性,政府绩效评估工具应用须考量并因应其复杂性特征。然而,长期以来的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却充斥着典型的简单性思维,政府绩效评估与政府绩效生成系统特质的不匹配导致其评估精准性和有效性损失。以复杂性理论提供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认知新范式为研究工具,对政府绩效生产系统中的复杂性特征及其表现进行解析,提出政府绩效评估适应复杂性的变革路径。研究发现,在政府绩效生成环境维度、结构维度、功能维度,广泛分布着多样性、变化性、非线性、整体性的复杂性特征,这构成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全新认知哲学基础。为了适应政府绩效生成系统的复杂性,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应予重构,用复杂性的评估思维方式、大数据资源和人工智能分析方法全面替代简单性的评估思维、数据与方法。复杂性打开了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的新视域,将促成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的问题界定、体系设计与实践运行的深刻革命,进而引致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的复杂性范式变迁。     

执法司法大数据信息协同共享机制初探

在当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背景下,最高检大力推动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推动构建内部检察大数据深度挖掘应用与外部执法司法大数据协同共享相结合的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格局。其中,构建执法司法大数据信息协同共享机制成为重要一环,意义重大。目前在推进过程中执法司法大数据协同、畅通运行机制、平台搭建、数据安全共享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探讨。深入推进执法司法大数据信息协同共享,要转变理念,树立“大数据思维”,以率先实现政法部门的核心数据系统整合为突破点,统筹推进,夯实制度、畅通运行机制、加强科技支撑,有序推进跨部门数据协作平台建设,实现法治数据安全、高效共享,进而深度运用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     

数字技术赋能群众工作及其潜在限度——以浙江“民呼我为统一平台”为例

数字技术赋能群众工作的创新实践,契合了多元要素互动情境,遵循了技术赋能基本逻辑,重塑了以满足公众需求为核心的诉求响应机制,发挥了数字技术的相对优势,保持了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有效感知。同时,数字技术赋能群众工作存在一定的限度,集中体现为数字技术应用并不能完全满足群众工作需求、数字技术赋能群众工作存在一定的约束条件、数字技术可能导致群众工作陷入“技术万能”困境等三个方面,需要在群众工作数字化过程中予以关注和规避风险。     

数据财产化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阐释与构建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具有重要的财产性利益.数据具有财产属性,应受到法律保护.符合知识产权法保护条件的数据可以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不具备知识产权客体条件的数据,在存在值得法律保护的财产性利益或竞争性利益时,可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数据的专门立法也是数据法体系构建的重要走向.关于数据的法律性...     

开放政府数据的生态系统能力：模型建构与发展路径

推进政府数据开放,是提升数据价值和增强政府信息治理能力的重要实践与理论命题。本文从能力视角出发构建开放政府数据的生态系统模型,识别数据生态系统有效治理的结构性能力。对我国84个地级市数据开放的调查数据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fsQCA)分析,发现四种有助于开放数据发展的能力构型,即认同应变型、自发变革型、上级支撑型、社会主导型。政府在我国现阶段开放数据的发展进程中仍需发挥主导作用,但同时只有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的数据利用能力,才能有效实现开放数据的社会价值。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开放数据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并为实现开放数据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公安机关矛盾纠纷数据预警模型构建

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可以用数据语言进行体现或表达,这为矛盾纠纷数据预警提供了基础。近年来,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高发态势,公安机关纠纷化解工作压力巨大。从信息转移、情景预防等理论的角度来看,建立矛盾纠纷数据预警模型是可行的,该模型将在业务思维、细分思维、对比思维、溯源思维的指导下,融入公安业务要素,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针对具有重大风险的矛盾纠纷进行专业预警。模型构建设计突出了因矛盾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与重大舆情预警两方面,以期为公安机关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预警工具,推动公安机关数据智能化发展。     

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