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边陲"——欧美学界对中国西南的研究演变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南边陲成为欧美学界"中国学"的新一轮关注焦点.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以"帝国研究"的模式来考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区域研究"运用地方化视角,探求"中国西南"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力图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呈现多样性.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欧美学界以超越国家主义的宏观视角,将"中国西南"视为一种文化符号,致力于在"文化"和"社会"的脉络中来理解其族群认同与历史书写.     

湖北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正>鄂国资产权[2008]218号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加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6]306号)和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制订本办法。     

论民事诉讼证明中的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在民事审判中的良好运用,对于判断认定案件事实,定纷止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却不尽如人意.正确有效地把握事实推定的适用务件,才能更好地运用这一规则.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论刑事诉讼证明观的转向与回归——以诉讼合意为视角

诉讼证明观作为贯穿于刑事诉讼证明全过程的核心概念,其既可对诸如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问题起到直接的理论指引作用,又可在刑事程序设计及制度操作细化等方面指明具体的改革方向。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客观真实论,其在强调事实的绝对客观性与时空的相对有限性之外,同样关注裁判者在证明过程中所起到的主观能动作用,即在认识论之外辅之以价值论的论证理路。由此,诉讼合意中所凸显出的诉讼平和性、一致性等特征便与客观真实论或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并使后者在诉讼证明问题上一跃成为指导诉讼合意理论极为重要的方法论要素之一。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关联——基于有机整体主义的视角

以人与自然这一绿色关系为切入点,便会发现人类社会存在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政治共同体便成了人类共同体与自然共同体的分离。有机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发展共同体基础上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坚持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有机整体主义,旨在建构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即一个由万物相互联系的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一个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荣共生,形成为了共同福祉的整个宇宙意义上的共同体模式。     

日本刑法中的事实错误理论研究

事实的错误是日本刑法理论中关于“错误论”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虽然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相差较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日本刑法解释者是怎样平衡司法与立法的。本文主要介绍了关于事实错误的三种学说,即具体的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抽象符合说,并对日本的事实错误理论进行了简单的评析。     

海峡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典型事实

海峡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至今,其成效在中观（产业）层面已经得到充分显现,而在宏观层面却仍然失之模糊,尚未取得学界共识。这既受限于两岸经贸交流研究的传统涵盖范畴的有限性,同时又会制约该领域进一步的理论拓展,导致无法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客观路径形成清晰认识,也无助于对未来两岸经济的制度一体化提供结构性的设计思路。对于如何在宏观层面有效呈现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成效,一种可行的选择是基于对两岸宏观经济体系的供求结构特征的考察,归纳和提炼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一系列典型事实,从中揭示经由两岸经贸交流所形成的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状况。     

论宪法社会学的学科价值、思维方式与研究内容

宪法社会学是从外部视角来观察和审视宪法,进而对宪法现象进行整体和动态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和基础性学科。整体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宪法社会学主要研究动态的宪法或者说宪法过程,亦即研究宪法如何受社会影响以及宪法如何影响并改造社会,它为宪法社会学预设了极为广泛的研究内容。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再检讨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初步构建起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和多元化。但这一体系仍然较为粗糙,在规范层面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实践应用效果亦不理想。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规范的未来完善,应摒弃“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明确特殊情形下证明标准的降低,同时丰富和细化证明标准体系的层次。在实践层面,应准确把握各证明标准的内涵,避免相互混淆;落实法官心证公开,强化证明标准适用上的说理;同时,应重视程序性事实证明标准的适用。此外,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的缺位现象应尽快改变,以最终实现证明标准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