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曲折的较量--彭勃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十三)

第十三节六载风雨知甘苦一朝分别见民心 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无休止的纠缠,彭勃终于累倒了.经专家会诊,认定为过度劳累,旧病复发,需要治疗和休息.于是,他住进了301总医院. 彭勃病倒的消息在厂里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纷纷前来看望.有的同志有事也来找,病房又成了彭勃的临时办公室.     

毛泽东对红卫兵态度的变化（下）

四、到1966年11月中旬,毛泽东已经不高兴接见红卫兵了,但红卫兵不走,他又不得不最后两次接见红卫兵。这两次接见实际上已是走形式了。此时围绕“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也展开了。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要求毛泽东接见的呼声更高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接见时,整个仪式与上次大体相同。被接见的红卫兵有200万人。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广场上立即欢腾起来,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片“红宝书”的海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首先对在检阅台上的一些中央负责人说:…     

中共“十三大”

由于“文化大革命”给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各级党组织中出现了一些抵制改革开放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倾分子”，一些“三种人”仍存在于党内。为了切实解决“文化大革命”给党造成的严重破坏，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尉凤英拒绝“四人帮”拉拢

尉凤英是许多人所熟知的名字：上世纪60年代初，她作为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工人，能够受到毛主席13次接见，又被授予“毛主席的好工人”这种国内最高荣誉的称号，与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列。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和一些有着这种特殊荣誉的人物一起，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并有幸结识了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     

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转折——从实施十一个“五年计划”看共和国成长轨迹（之五）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时期。1976年至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经历了从“文化大革命”到粉碎“四人帮”，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转折。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略思想全面调整的重要转折期。     

陈伯达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秘书的

陈伯达（1904年～1989年），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成为在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建国后．陈伯达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九一三”事件后的“批林”内情

林彪事件给全党和政坛带来强烈震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强行起飞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林彪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给全党和政坛带来了强烈的震动。4天后，即1971年9月17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毛泽东审查。     

忆西南联大学生服务处

李储文是中共老党员。抗日战争期间,他以云南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身分从事党的工作。他在昆明主持的学生服务处,对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爱国学生运动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文化大革命后,李储文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香港回归以前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顾问。     

正视历史 吸取教训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196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部队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在成都病逝。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原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其时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有曹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