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现代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外国学者们早已致力于此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最早提出“法律文化”概念的学者是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他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到：“‘法律文化’概念涉及大量有关的思想，首先它涉及公众关于法律制度的认识、看法和行为方式。尽管每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看法不同，但一般说来，在不同的国家或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看问题的方式，从而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各种法律文化是习惯法的主要部分，这些习惯法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后就法律文化释义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目前我国学者对此也莫衷一是，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骗子王富桥的“捞人”闹脾

2006年3月17日．轰动全国的亿万富翁袁宝景雇凶杀人案以袁宝碌被执行死刑结案。事过不久，北京法院再次爆出与袁宝碌案相关联的一个惊天大案。袁宝绿的妻子、著名舞蹈家卓玛为了能帮丈夫免除杀头之罪．曾被骗子蒙住了眼睛．拿出950万元巨资请假冒“国务院秘书局副局长、中办机要局副局长”的王富桥帮忙“捞人”。但直到袁宝景被判处死刑．卓玛都没有见到任何一份王富桥所吹嘘的“中央首长批示”。悲愤交加的卓玛只好向警方报案。2007年4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诈骗罪判处王富桥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襄樊劫难 地产商让文化走开

"谁砸我的锅,我端谁的碗。"这是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面对他人的不同声音,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此看来,张家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铲平汉圣庵的违法之举,从某种程度上是传承了孙楚寅"执政理念"之精华:襄樊的老百姓要阻挠我昌盛房产公司在这里搞开发,我就铲平汉圣庵。在襄樊,以多家房地产公司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里面,"红顶"地产商张家春不算真正的"大手笔",其铲平汉圣庵的违法之举也只暴露了地产商们为了利益驱动,对"襄樊文化"破坏的一个影子而已。真正的危机在于:在"GDP"和"政绩"庇护下的地产公司利益集团正在左右着襄樊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和文化。     

文化多样性的弘扬与知识产权保护

保护和弘扬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化多样性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形成,片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则会破坏文化多样性.反过来,文化多样性为知识产品的创作提供了源泉,为知识产权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改革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来维持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以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图书馆：一个渐渐荒芜的文化园地

“图书馆，一个渐渐被失落的文化阵地。”这是一位县图书馆馆长曾对我说的一句话，言语间透着苍凉。他告诉我，图书馆已经多年没有购进书了，过去“门庭若市”的阅览厅，如今变得格外萧条冷清。图书馆这个重要的文化阵地渐渐丧失其主要职能，绝非一年半载的事，也绝非某一个地方独有，它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不能不让人忧虑。     

京味文化的缩影：南锣鼓巷古都风貌保护区

当前,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北京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政府、专家和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而北京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在遗产保护和开发方面的各项措施也将成为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参考、借鉴的样本.本文选取南锣鼓巷古都风貌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在介绍该区历史文化遗产概况的同时,从旅游资源的角度出发,重点阐述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区域思想,从而进一步挖掘其作为历史载体的特殊作用,体现古都风貌保护区在新时代的复合功能.     

在苦聪大寨生活的一天

位于金平县城北部的者米拉祜族乡背靠的大黑山脉是苦聪人聚集的主要区域。紧紧偎依在大黑山半腰深处的苦聪大寨,是历史上在者米山区最早定居,人数最多的苦聪村寨。在苦聪村寨中,又最具影响力,传统文化也最具有代表性。不久前的一天,我从者米乡政府驻地,乘13公里汽车到六六新寨旁的公路岔道口,又沿着弯曲的山路,足足爬了三个小时陡坡,浑身浸透了汗水,才走到苦聪大寨。大寨现在有83户人家269人,是者米山区人户较多的苦聪寨子,老人回忆说,“苦聪人到者米一刚进寨子我对什么都新鲜带已经有10代”大约200多年历史。大寨在苦聪村寨中占有“老寨”…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种，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的问责制．也即所谓的“同体问责”。行政问责制的客体是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效克服了权力机关等外部组织问责时往往只针对有关机构及其行政负责人问责的局限。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对于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主动提高决策和执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教育--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的分析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公民人格必然是“公民”的普适性内涵与文化国情的耦合,表现为主体性人格与社会性人格、律法性人格与道德性人格、自由性人格与一元性人格的辩证统一。基于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教育应确立主体性精神、社会公共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统一精神的教育价值目标。公民人格的确立一方面依赖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又仰仗于认知导向与价值建构、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整体“合力”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