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之七

<正>如同"以人为本"之于政治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人力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现在也颇为流行,并且还存在着与以人为本挂起钩来的迹象。流行本身是好事,但在流行之际如大家都来把握其内涵的科学性和使用的准确性,好事就会变得更好。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只有一字之差,两者关系也互有影响而彼此不可或缺,但作为两个学术命题和两项实际事务,则又有各自的范畴体系而不可随意混淆。     

良好的家风培养吴敬琏

吴敬琏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由几代民族资本家传承的书香门第。他的母亲邓季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奇女子，当过律师、报业家。     

从“子民”到“国民”:观念转换与意义阐释——以陈子褒编撰新式妇孺教科书为中心

1895年之后,陈子褒开始编撰新式妇孺教科书,陆续出现"子民""国民""女国民""国家之母"等内容,建构以"国家"为核心的国民观。这些教科书从"天下国家"到"国民国家",强调"国民"与"国家"同构,"国权"与"人权"统一;从"半教立国"到"女子读书",倡导"造就平等之智识",明确"以学救愚""以教育兴国";从"仁者爱人"到"一样亲爱",呼吁"我国民,要相亲",排列"爱国""爱人""爱己"顺序。陈子褒以"妇孺之仆"的实在努力,开创性建构及多样表达国民观,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国家想象,彰显了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创生的过程,也诠释了新式教科书承载的时代精神,为中国教育启蒙现代"人"开辟了重要道路。     

柯亨评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

本文发表于英刊《心智:新系列》(Mind,New Series)1983年1月号(总第92卷第367期)。G.A.柯亨(G.A.Cohen),一位在政治哲学、伦理学和马克思哲学等领域都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人物,原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历史、劳工和自由》等。他在这篇书评中认同了伍德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但并不认可伍德所论称的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论断,他对辩证法的拒斥反映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     

《辛亥革命始末记》对少年刘少奇的影响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本刘少奇少年时代读过的《辛亥革命始末记》。这是刘少奇的六哥刘云庭送给他的。书长27.5厘米,宽19.5厘米。封面呈浅黄色,上面印有长方形双边花纹图案,图案内印有竖排的书名《辛亥革命始末记》,书名下标有"第九册"字样。虽然这本书看起来十分     

百年前的“80后” 他们的名字穿透了三个时代

他们，是一连串响亮的名字。 他们，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 他们成长于清代，成名于民国，影响到当代。 他们生活于急剧动荡的中国社会，他们既看到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亦看到了列强的强硬无理；他们既浸润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古老文明，又接受了西方的新式教育；既植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又不辞辛苦远渡重洋求新求变…他们在当时的中国各个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叶剑英请荣毅仁"出山"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资本家、知名的爱国人士。荣毅仁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协助父亲管理荣氏企业。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夕，当上海的一些资本家和荣家的子弟纷纷出走时，荣毅仁却把已在香港的妻子儿女接回上海，毅然留在中国内地。在1957年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在陈毅市长的提议下荣毅仁当选为副市长．1959年荣毅仁调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从学堂到大学:中国大学的根本性转变

近代中国大学萌芽于清末的新式学堂,但新式学堂只具有近代大学的特征,仍属于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范畴。辛亥革命对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近代中国大学的转变提供了条件。民国发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近代中国大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实现了由新式学堂向真正大学的根本性转变。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     

孤独的“新式资本家”——穆藕初先生的实践和思想述评

穆藕初先生成功创业的真正鼓舞人心之处,乃在于创造了一种合乎世界潮流的经济组织.先生对中国的“有钱人”是失望的,而自认为是“新式资本家”,却仍难免“生意人”之诮.在文化上,先生强调“国学根柢既深,方能吸收他国精华”.在国民性改造方面,先生尤强调责任心和公共心,以及科学思维方法的养成.身处动荡之世,先生对国际国内的大势,不仅见解深刻,而且有非常准确的预见.先生清而不耀,和而不流,真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物.先生一生,曾两次出任国民政府高官.惟有“傲骨”,而不能“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