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及其相互关系

"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历史证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摆脱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注定是一场革命性的深刻变革。准确把握好三个"新"的深刻内涵、内在逻辑、时代价值,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一定能够战胜各种挑战,朝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的发展蓝图不断前进,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大美洪泽湖 焕发新生机

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是淮宿两市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生态依托。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强调,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新时代必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洪泽湖渔业高质量发展。这对于保护好洪泽湖生态环境、促进渔民增收致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渔业资源对洪泽湖生态建设的作用渔业资源既是重要的生物资源,也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和民生资源。加强洪泽湖生态文明建设,渔业资源不可或缺。重要的“生物资源”。洪泽湖渔业资源丰富,总生物量达33.7万吨,囊括了鱼、虾、贝、草、藻等各类水生生物。     

广东人大:依法战“疫”守土尽责

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贯彻省委有关工作安排,充分发挥立法主导作用和优势,在作出疫情防控相关决定后,还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高频度开展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汇编和解读工作,多措并举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李克强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保障基本民生 办好民生实事 在发展中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

1月27日至28日,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甘肃省委书记尹弘、省长任振鹤陪同下在金昌、武威考察,看望基层干部群众。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办好民生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金昌市金三角市场张灯结彩人头攒动,充溢着浓浓年味。     

新时代新南溟新奇甸

新旧替序,阴惨阳舒,2020年倏然而至,对海南来说这是至关紧要的一年。新的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局之年,是大有希望之年。新年新征程,承先启后,领异标新;新年新目标,大气磅礴,豪情满怀。新年阳光璀璨,春光似海,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诚如龚自珍云:"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论行政程序在大数据下的内涵变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     

战“疫”中的人道主义思潮

在全球抗疫中,各种社会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姿态粉墨登场。其中,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值得关注。全球抗疫充分体现了人类应有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全世界对人道主义精神中所包含的人性、自由、博爱的呼唤和向往。但同时,疫情的阴影也让抽象的人道主义甚嚣尘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考验,给全球抗疫注入了消极因素。对此,中国人民应与全世界人民一道,尊重人的生命及尊严,践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甘南州:打造“五无甘南” 创建“十有家园”

2021年11月27日,中国共产党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指出,未来五年甘南州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统揽。     

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