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新”在哪里

传统人道主义哲学对人的提问方式,仍然是“人的本质是什么”,目的是追求人的理想的永恒的本质,并以抽象的一般本性为基本理论原则,去解释一切哲学问题和评价社会历史,这必然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我们说马克思哲学不是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并不是说马克思不关心“人”,马克思同样以人为核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姑且称之为“新人道主义”,这种“新人道主义”的评价尺度与传统人道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即它是以生存为评价尺度的历史的人道主义。     

香港特区政府与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提供领域的关系分析

在不同历史阶段,香港地区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两者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特点.作为"现时态".在公共服务领域,香港特区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存在着四重关系:以强制性命令一服从为主要特点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平等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合同规范权利义务的行政契约关系和以非强制性鼓励为特征的行政指导关系.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研究

尽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我国１９９７年刑法典中增设迄今已三年,但该罪的司法适用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解决的疑难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对该罪的罪名确定、构成特征、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犯罪未遂形态的认定等司法适用中争议较大的疑难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委规范分析,以期能对该罪的司法认定有所裨益。     

政府与市场：建构新型的伙伴关系——斯蒂格利茨经济学说中的政府理论评析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确定政府职能的理论前提,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不同主张,深刻影响着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和方法。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立足于美国的现状,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为分析前提,重新审视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论述,提出政府与市场之间应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模式。本文试通过分析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理论,对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一些现实的借鉴。     

新形势下国际和地区格局调整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分析

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两岸关系的发展历来受到国际环境的重大影响,因此本文拟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全球战略格局、台湾问题主要博弈方和台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实力对比状态等因素进行分析,并试图评估国际和地区格局调整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     

“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中的问题及建议——基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曝光案例研究

"八项规定"的深入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刹住了不正之风,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曝光的案例构建数据库进行研究,发现在查处案件规模大的现实情况下,"四风"存量依然庞大。从违规主体来看,中低级公职人员是难点,中级公职人员是重点,高级公职人员是焦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需根据形势发展调整查处的违规类型,实现职能"减负"、责任"加压",以党纪国法构筑违纪违规的高压线。在加大曝光力度和信息透明度的基础上要努力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氛围,实现党风廉政建设的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为"治本"赢得时间。     

创业团队组成特征与研发强度: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简

本研究以中国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的792个创业团队为样本,从财务和人本角度研究了创业团队组成特征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创业团队教育水平与四类研发强度均显著正相关,职称与员工人均研发费用显著正相关,平均年龄与研发费用占总资产比例显著负相关,职称与研发费用占总资产比例、员工人均研发费用显著负相关;创业团队组成特征和人本角度研发强度的相关显著水平高于财务角度研发强度;董事长个人职称与员工人均研发费用显著正相关,创业团队特征能解释更多的研发强度变化,支持了高层梯队理论。     

疫情危机生命周期视角下公安机关疫情防控对策研究

公安机关作为疫情防控的主力军,在科技发展、城市“智治”的今天,如何精准施策高效开展疫情防控,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公安工作的重点。以疫情危机生命周期为视角,对疫情危机生命周期在公安疫情防控中的适用、公安机关在疫情危机生命周期各阶段防疫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及解决对策开展研究,以期为公安机关防控疫情、精准施策助力,提升公安机关疫情防控能力提供建议。     

送温暖 践初心

近期,全省各级工会开展“工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系列活动。通过送思想文化、送身心健康、送温暖关爱、送平安保障、送工作岗位、送技能提升等服务活动,引导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切实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心坎上。     

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抗制措施

在全球化时代,针对高度混合、联合而又特殊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我们应当在进一步落实《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规定的前提下,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合行动、共同打击,适当调整刑事诉讼措施,包括特殊侦查手段,并且在加强国际刑事司法、执法合作的同时,立足打击国内有组织犯罪,从而取得有效的抗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