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民关系信任模式研究

信任是和谐警民关系构建的基石。Lewis和Weigert以人际信任中理性和情感成分的多少为基础，提出了将信任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谋算型信任阶段、了解型信任阶段和认同型信任阶段。警民信任关系也同样会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理性和感性成分都在逐渐增加。警民谋算型信任阶段的构建路径是：转变理念：从管理型到服务性；转变格局：从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变。警民了解型信任阶段的构建路径是：运作警民信任关系；建立警民沟通机制。警民认同型信任阶段的构建路径是：融合警民文化；建立警民共同体。     

古代法律如何惩罚盗贼

盗贼这个角色在我们的生活中耳熟能详。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里，黎叔说他最看不起打劫的，“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为何？因为黎叔是“偷儿”，而“偷”里面可是大有文章的。不管是打劫的，还是“偷儿”，在古代，有一个词概括得好，叫“盗贼”。 盗本是“贼”，贼本是“盗” 在现代汉语词义中，“盗”这种行为通俗地讲就是小偷。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同。严格而言，“盗”和“贼”是指两种不同的行为，古之“盗”多为窃盗之人；古之“贼”，皆谓强盗。在中国古代，经常用“贼”来称呼强盗；“盗”则不同，虽然有时它能够同时指称小偷与强盗两种人，但主要是指前者。古之“盗贼”只是偶尔才会指称盗与贼两种人；今之盗贼则往往既指称小偷，也指称盗贼。     

从“高铁之殇”反思德育课程改革的操守——兼谈建构高效思品课堂的内核要素

时光无声无息地流逝,但,历史永远不会忘却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2011年高铁悲歌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中国速度"已成为一个灰色的符号,悲剧时刻在谴责并警醒着那些漠视生命、浮躁冒进、好大求功的责任人。我时常会联想起当下一些地区无序、浮躁的课改行为——君不见,他们冠以改革的名号而不顾学生、教师、校情强推所谓的"某某模式课堂",思想品德课也毫无例外地卷入这场空前悲壮的改革浪潮之中,混乱中的思品课最终成     

儿子学街舞时受伤能要求俱乐部赔偿吗

编辑同志:我的儿子今年9岁,特别喜欢街舞。去年暑假,我们在一个俱乐部给他报了个街舞学习班,儿子按时去学习舞蹈。有一天,上课时间还没到,儿子和其他小朋友在教室里玩,由于地面有积水,我儿子不慎滑倒了,两颗门牙断裂。医生说,牙齿永远无法修复,需要安装临时冠桥,18周岁以后需要使用烤瓷冠并定期更换,算了一下,大概要2万多块钱,我能要求俱乐部赔偿吗?读者钱浩钱浩同志:你儿子当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是“社会本位”还是“党政本位”——对当前创新社会管理诸多理论分歧的思考

当前学术界在围绕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的研究上所使用的主要是"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研究取向上呈现出"社会本位"与"党政本位"两种明显分歧。"社会本位"观点主张社会管理创新应高度重视社会自治与公民社会的发育,"党政本位"则主张在社会管理改革问题上应更多地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做实党的群众工作。事实上,从历史传统和我国基本制度基础来看,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呈现出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另一种图景,"党政因素"与"社会因素"是可以交互通约的。胡锦涛同志围绕我国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的几次讲话就是立足国情实际,将"党政主导"与"社会主体"二维融合的全新思考,指明了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的基本方向。     

公民个人民族成份确定和更改政策的历史和现状

我国公民个人民族成份的确定和更改工作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逐步建立而产生和形成的。由于历史原因，中华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兴衰、分合、     

从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破产说起

儿子下班回来对我说,美国又一家信用卡公司破产了.我奇怪,美国的信用卡公司是建立在美国人的“信用”之上,怎么会轻易倒闭呢? 儿子说,恰恰相反,美国的信用卡公司是建立在“无信用”的基础之上,它的利润对象就是那些“无信用”的人,赚的就是他们“无信用”赔偿金.没有美国人的“无信用”,就没有美国的信用卡公司.     

探索建立三位一体良性的民主互动机制——以执政党、国家与公民社会三位一体

民主是人类最古老、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时至今日,民主都是一个极富争议、内容丰富、有待研究的课题.但民主制度及其民主理论是一个不断被发展的过程,而民主的体验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利益博弈过程,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新时期,重新解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显得尤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莫忘还有人不很幸福

最近关于什么是幸福的话题突然热了起来,特别是＂两会＂之际,名人荟萃,代表、委员,包括高官、名星都纷纷在镜头前写自己的幸福公式。但是那些还不够幸福的人却不见出面。幸福的主体是公民个人,要靠自己感受,不能＂被幸福＂,也不能＂贴牌＂,更不要＂秀幸福＂。构成幸福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物质、精神、情感。情感也属精神,但又有区别,特别是对个体的人来说精神偏重于理想、信念,     

卷首语

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公民社会的逐渐兴起,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上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将非政府组织引入公共管理格局,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独特优势,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举措。相对而言,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受制于体制机制的约束,与数字城市社会治理的需求相比,亟待拓展活动空间,提高自我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