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启示:助力后奥运时期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工程

一是激发公民意识进一步觉醒,营造道德实践良好氛围。公民通过有序参与、表达权利、履行责任和监督,广泛参与了北京奥运会并倾情奉献,显现出了公民意识在中国的萌生与发展。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与和谐社会建设

<正>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参政行为日益活跃并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但总体来看,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程度不高,这直接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和民主政治的和谐。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中国现代公民文化的培育与整合

现代公民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它是近代欧洲市民社会的产物．同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臣民文化相去甚远。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同构之中．国家权力兴而社会权利弱．具有浓重的东方文化传统，国家权力无限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面和角落，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公民概念的变迁与人的发展

公民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后历经古罗马、中世纪、近代、现代几个时期的演变,内涵不断扩展,公民身份所表征的权利也不断丰富。历史地来看,公民概念的每一次演变,无不是人在不断发展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的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反思自我的过程。事实上,公民概念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人自身的发展史。     

给贵刊提点建议

《公民导刊》是一份很好的学习资料，集理论性、指导性、实用性为一体，对人大代表的工作有借鉴作用，受代表们的喜爱。据了解，一些代表跃跃欲试，想给贵刊写稿，谈当人大代表的体会和遇到的问题。为了掌握贵刊的动态和一段时间的报道重点，希望你们在举办通讯员培训班时,     

行政立法中公民消极参与现象探析

行政立法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以来我国国家职能发生巨变、新旧观念激烈碰撞的产物,实践表明数量众多的行政立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立法的主体并非由民选代表组成,行政立法毕竟是行政权力的扩张,因此需要公众的自愿参与来促使行政立法的民主化,使其合理合法。但在目前,在行政立法中公民参与热情普遍不高,参与随意行、附和性较强。本文运用公共选择学理论,着重从行政相对人角度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几点改善建议。     

大韩民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求引渡犯罪人、大韩民国公民卞仁镐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引渡条约》的有关规定，大韩民国向我国请求引渡犯罪人，必须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即引渡请求所指的被请求引渡人的行为按照《大韩民国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均构成犯罪。大韩民国为执行刑罚而向我国请求引渡的，在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引渡人尚未服完的刑期应当不少于六个月。如果大韩民国是根据缺席判决提出引渡请求的，必须承诺在引渡后对被请求引渡人给予在其出庭的情况下进行重新审判的机会，否则将被我国拒绝引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已做出符合引渡条约的裁定，并说明我国司法机关正在对卞仁镐涉嫌在我国境内犯合同诈骗罪进行刑事诉讼，对卞仁镐是否引渡或者准予引渡但同时决定暂缓引渡，由我国国务院决定。     

“善待”犯罪，构建和谐社会

犯罪，作为合法行为的对立面，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反映了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对如何看待犯罪，如何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如何舒解这一社会矛盾？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应对措施。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对犯罪严厉的刑法制裁和道德贬损。尤其在重刑主义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更将犯罪视为“洪水猛兽”，     

对户籍立法中姓名权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姓名权是自然人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其客体是姓名。姓名权的客体不应包括别名、假名等，因为姓名权是一种人格权，具有专属性，为法律所保护。在姓名的设置上，自然人的设姓和命名应有所限制。在若干场合下，应有必须使用法定姓名的强制性规定，这有利于对姓名使用权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改名应由监护人代为进行或征得监护人的同意；成年人的姓名更改，应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以利于自然人正确行使姓名变更权，防止权利滥用。     

编读往来

《搭建代表履职新平台》值得肯定记者廖灿勇、通讯员江群采写的《搭建代表履职新平台——南岸区人大创建"人大代表之家"工作纪实》是一篇颇有深度的报道。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依法组织人大代表行使好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