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是伪命题还是真难题——兼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我国关于儿童个人信息的规定呈现松散立法的特点,《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未来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奠定了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实践中,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年龄验证、监护人同意等操作存在诸多困难;知情同意原则的虚化使得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细化并完善了保护儿童个人信息的实操性规范,但对于儿童年龄界定、监护人有效明示同意等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落实。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     

民法视野中的网络转载直接侵权之归责

网络转载行为在极大地丰富互联网信息的同时,也可能侵犯到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平衡网络发展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是解决纠纷的正确思路。应当在明确界定网络转载直接侵权行为的基础上,以责任归结为路径,实行过错推定责任。     

网络远程勘验的法律定位、实现路径和程序规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刑事侦查中的犯罪现场勘查对象从工业社会的实物类证据向信息社会的数据类证据转变,为了进一步获取远程网络数据,犯罪现场勘查正在向着网络远程勘验迈进。网络远程勘验在我国电子数据取证体系中属于一种线上取证方式,在法律定位上存在勘验论、搜查论等不同定位的争论,在法律属性上存在强制侦查和任意侦查法律属性的争议。实践中,公安机关通过终端勘验、网络流勘验、窝点勘验和远程勘验实现了“四勘一体”的非接触式网络犯罪侦查路径。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构建网络远程勘验体系,适用现场勘验规则和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双重规则加以规范,对网络技术侦查限制严格的启动程序,并在勘验论视角下实现电子数据分级取证,从而实现对网络远程勘验侦查行为的程序规制。     

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实践难题及其制度破解

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存在行政处罚认定性难题、界定性难题与权责性难题。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缺陷、约谈制度对行政处罚的潜在影响及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机制供给不足是导致现实难题的制度性因素。真正的核心与要害在于制度,通过体系结构、重点领域、内容分级管理方面弥补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缺陷;正确解读与合理运用网络内容治理约谈制度,在协同治理理论下,实现网络内容治理约谈制度法律本位回归;构建完善网络领域行政处罚刑事司法衔接制度、行政处罚执法协作机制、行政处罚程序监督机制,实现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实践难题制度性破解。     

网络民粹主义的危害及应对之策

民粹主义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反对精英、推崇人民的政治思潮。网络民粹主义在本质上仍是民粹主义,它是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发展,具有参与主体广泛性、动员方式隐蔽性、情感的非理性和传播影响深远性等基本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混淆视听、煽动群众的非理性情绪,制造虚假民意、干扰司法独立,强调官民对立、削弱政府公信力,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现实危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网络立法、提高网民自身素质、加强政府疏导和监管是正确应对网络民粹主义造成不利影响的有效对策。     

海南红色文化网络传播的意义、问题及策略

海南红色文化资源反映了海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史,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通过提高网络传播意识,创新网络传播的内容和方式,赋予海南红色文化新的生命力,形成海南红色文化传播合力,以红色文化凝聚时代共识,可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