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丑善恶皆二元——读《恶的美学历程——一种浪漫主义解读》

关于"恶"的问题,其实始终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中心议题之一。当初"丑学"的标举,曾经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不是本身有如何发明而是求异思维的功用。就美学的视角来看,仿佛只有审美才是正道,但这毕竟是一种标准的产物。譬如唐代以肥为美,至今自然标准逆置了,肥胖恐怕都要归入到丑类中去的。恶与善的关系,恐怕也同样没有那么绝对。     

“上帝之死”与“元宇宙热”——一个拉康主义分析

晚近关于元宇宙的讨论热度极高。在拉康主义开启的分析性视角中,此种“元宇宙热”始于一种越出符号秩序的死亡驱力,这意味着元宇宙的“崇高化”。进而,从现代性与互联网两个层面的“上帝之死”背景出发,可以发现：在现代性宣告“上帝之死”后,上帝无法再作为大他者之具身为人提供神学安慰,迈向元宇宙实乃人在自身“崇高化”过程中的“创世”冲动与自我确证。在赛博空间中,“不存在上帝,一切都不被允许”,但这一退却的“上帝”将在元宇宙中以数字大他者的面目返场,人因此倾向于下降为数字“白痴”。这样一来,迈向元宇宙的行为可能是一次“造神”而非“创世”。     

自动驾驶刑事风险研究——刑事追责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动驾驶技术日渐成熟,其造成的事故也日益增多。在刑法领域,自动驾驶技术导致了一系列刑事风险,如犯罪形式转变、危害性剧增、隐蔽性增强等,值得司法机关重点关注。而在实践中,主体责任争议、证据规则立法滞后、因果关系紊乱、注意义务界限模糊、科创保障与量刑原则兼顾困难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自动驾驶刑事风险的预防工作。建议司法机关通过利用刑罚有效性原则排除主体争议;完善证据规则立法;利用客观归责论破解因果关系困境;借鉴信赖原则明确注意义务;参考企业合规改革,以合理分摊科技风险的方式排除妨碍,在防范刑事风险、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保证自动驾驶技术的正常发展。     

冷战后韩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与评估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冷战孤岛”地位反而愈加凸显,这促使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四届政府继续奉行“富国强兵”战略的同时,也对安全、发展、外交、统一四大战略维度进行了调整和“提升”。总体来看,在安全方面,依托韩美同盟,发展自主国防,以应对多重威胁;在发展方面,对内改革,对外合作,力求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在外交方面,试图扮演“平衡者”角色,谋求发挥地区主导作用;在统一方面,通过缓和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希望在民族共荣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从韩美、中韩、韩日、韩朝四组双边关系,对四届政府国家战略的设定与运作进行空间审视和绩效评估后指出：韩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宏伟,而战略资源不足,导致其战略成果有限。     

非法的法治

<正>假设一个情景:有一条法规,它的规定合情合理,而你恰好违反了这条法规,并因此受到了惩罚。这种惩罚一定是法治的吗?答案看似显而易见,因为违法必究是法治的一个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惩罚违法者是彰显而不是破坏了法治。最美好的东西总是伴随着最深刻的悖论,例如民主之下可能会产生多数人     

盲点审视:看守所接受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论

看守所接受办案机关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是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之间的互助制度。该制度具有厘清看守所审查被羁押者通信的角色和地位、综合反映看守所功能、改善看守所与被羁押者的关系、推动看守所接受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规范化的价值;但也存在控制通信优位于保障通信、制度设计面临实施困难的弊端。应当明确委托审查的范围、委托审查的手续、委托的授权范围、委托后对通信的审查等内容,建构看守所接受委托后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审查报告义务制度、审查的责任承担制度、修改审查内容的通知制度。     

文学与博览会的对话——以1935年台湾博览会为中心

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台湾总督府作为策展者,力求将台湾装扮成“繁荣”、“昌盛”的形象,这些展示成了外界判定“日本殖民有功论”的资料证据。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对博览会有相关的记述和叙事,他们以自己的“小叙述”,或纠正,或对抗策展者的“大叙述”。经由博览会这一空间,可以解读出台湾“殖民现代性”的驳杂性和多义性。     

彷徨无地的他者——从《影的告别》看《野草》主体形象的特点

《影的告别》在主体领域,排演了一次对主体的突围活动,用影的选择宣告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失败,塑造了一个彷徨于无地的他者形象,是鲁迅对主体身份和出路的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思考。全篇的意义:只有从《影的告别》中的"影"的形象——告别自我的他者形象——出发,才能将《野草》各篇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解读,从而真正理解《野草》主体形象的后现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