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矿产开发情况调查

近年来,由于矿产品价格高涨,在短期行为和 急功近利思想支配下,各地盲目上项目、扩规模, 围绕矿产资源采选及加工的企业数目迅速增加,抢 资源的趋势愈演愈烈,造成矿业生产秩序混乱。这 些新增企业大都规模小、设备落后、技术力量薄 弱、安全措施简陋、环保设施几乎没有,资源利 用率低下。如小煤矿原煤回采率仅有35％,不及 国营大企业的一半;黄金的矿石开采率只有50％。 这些先天不足企业的进入,使无证采矿、越界采 矿、以采代探、乱挖滥采、采富弃贫等现象日趋 严重,资源严重浪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可开 采储量急剧下降,有的甚至接近枯竭。     

抗逆力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两面性特点——以北京市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服刑者的情况为例

当前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对抗逆力的性质和作用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本文试图结合北京市未成年人社区服刑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提出关于抗逆力问题的另一种研究视角:抗逆力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具有双重性质及社会作用。家长、教师及有关研究者、工作者应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以便对青少年抗逆力的发挥给予更加积极有效的引导。     

无证驾驶受伤是否算工伤

日前，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审结一起案件，判决认定：下班途中遭遇车祸的王某，虽是无证驾驶，但其所受的伤仍属于工伤。     

我国无证搜查制度法理之构建——《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二款质疑

《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二款"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的规定,含义比较模糊,可作"重叠式"和"并列式"两种理解。从目前实务运作和立法用语表达习惯来看,"重叠式"理解比"并列式"理解合理。但如果作"重叠式"理解,第二款在三个方面违背了有关搜查制度预设的基本法理。构建我国无证搜查制度的基本法理,对抑止搜查权力滥用和发挥搜查权力的应有效能势所必然。应明确无证搜查的种类,同时将必要性要件、可能性要件和适度性要件作为无证搜查合法实施的构成要件及认定标准。     

《公安车辆驾驶技术》课程分析

公安车辆驾驶技术是从事公安工作第一线人民警察必备的技能之一。研究公安车辆驾驶技术课程,分析课程的性质、地位、指导思想、核心内容以及“应知”、“应会”技术项目,是现代化公安工作的需要,是警察院校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同时,也是为适应日趋严重的毕业生就业市场打下良好基础的需要。     

性的自我防卫能力评定探讨

探讨在对女性进行性的自我防卫能力评定时,应统一使用“自我防卫能力”一词,并应全面理解自我防卫能力与强奸罪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还讨论了评定中的几个特殊问题     

救援者损害之客观归责

救援者损害,即救援者对前行为人所致危险进行救援时遭受的损害。对救援者损害进行客观归责应当以法秩序为根据,构建救援者损害客观归责的教义学规则体系。首先,救援者损害的客观归责,以“管控领域”的确定为一般规则。先明确救援者损害属于谁的“管控领域”,再确定谁可以对行为或事件“负责”。“管控领域”的具体确定,取决于法定性和规范性两个判断原则。其次,“管控领域”之内的客观归责,应当排除主观要素,并进行内部责任的分配。最后,“管控领域”之外的救援者归责,应当根据自我答责原理确定。但是,当救援者存在认知欠缺和意志欠缺情形,以至于无法形成自主决定时,就不应对救援者适用自我答责原理,而应将救援者损害结果归属于危险创设人。     

善意、合作的"他者"——中华民族精神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他者"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是凝聚"我们"的狭隘想象.在崇尚"天下主义"的传统中国,"他者"是善意的、可教化的、不带有种族歧视的认同.中国"天下主义"精神孕育不出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近代侵略才被迫产生出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当代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继续推动中华民族精神时民族主义的超越.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政治主体

即政治行为者。广义指所有的政治行为者。其相对的政治客体是政治行为赖以发生的政治环境。狭义指在政治过程中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的政治行为者．其相对的政治客体是其行为所涉及的被动的政治行为者。有些政治学家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把政治主体看作是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的承担者．认为只有那些被国家的法律赋予一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并且实际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人,才是政治主体。     

轻罪诉源治理视野下醉驾案件争议车型认定问题的思考——以“违法性认识”为切入点

危险驾驶罪作为典型的轻罪案件,已取代盗窃罪一跃成为数量最多、占比最大的罪名,是名副其实的“罪名之首”。在危险驾驶案件当中机动车尤其是特殊车型（如燃油助力车、超标电动车）车辆性质的认定标准较易模糊。笔者以违法认识偏差为讨论基础,分析了相关规定对争议车型界定模糊的规范困境及有关部门的认定混乱的管理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笔者最终认为,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当中,违法性认识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治理缺陷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囿于刑法体系内思考相应的对策,而是应当将视野放归于社会综合治理的大格局下研究相应的解决方案,以达到轻罪诉源治理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