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女与虎患--以明清长三角地区方志记载为中心的讨论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方志中的遇虎孝女给人以女德化身的印象。然而细细考量,可以发现虽然国家话语体系认同此孝,但因为统治阶层(男性)对典范女性的塑成寄予更多期待,女孝的边界亦随之延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钩沉与梳理,着重分析女性遇虎行孝的数量、类型及对象,进而对这一特殊女孝文本所隐涵的教化目的与性别含义进行探讨。文章指出,兼具凶猛和灵性的"山兽之君"不过是检验女德的一剂良方,以身代亲的行为不仅被着上了道德和功利的双重色彩,而且被用来移孝作忠、移孝守节甚至是移孝替孝,女性只能也必须依赖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更多的道德肯定。     

丽江情绪

<正>一种出于天性的欢乐,一种不设防的放肆和纵情,醉倒了丽江的不眠之夜。初到大研镇,就像一脚跌进了明清时期的秦淮灯影里,歌声如潮,灯幌似海,穿街过院的玉龙雪水在歌楼和酒幡底下泛着红光、淙淙轻吟。已经过了子夜,依楼带     

那些唱过的童谣

故乡多山,盛产山歌。夏夜星空下乘凉,冬日火塘旁取暖,大人有空闲和孩子们在一起,不是讲山精树怪的故事,就是教孩子唱段童谣。在故乡流传最广的,是一首《花鼻子》：＂花鼻子花,上长沙。跑到长沙滑一脚,转来读幼学。幼学难用心,当不得去卖针。卖针难数钱,当不得去挑盐……＂这个＂花鼻子＂换了不少职业,终于做到万人之上的皇帝,却还是不满,又做了神仙。＂神仙难洗澡,却被虱子咬死了＂,这便是他最后的结局。＂花鼻子＂,就是戏曲中的小丑,无疑，这是一首带着训诫意味的歌谣，讽刺那些三心二意、这山望着那山高的贪心之人。然而童年时，津津有味地念着这首儿歌，倒觉得这个“花鼻子”蛮可爱，而且游历天下，各种职业换来换去，很是让人羡葚。对于他“被虱子咬死”的结局，也颇有些不满，这大概是当幸刀编歌谣的人始料不及的吧。     

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社会风俗的变迁

明清时期，湖南社会风俗发生重大变迁。主要原因一是外来移民的增多；其二是商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他们对社会风俗如婚姻、服饰、诉讼之风等产生重大影响。风俗变迁的结果催生了一大批城镇和乡市镇的兴起，加速了湖南与全国各地间商品贸易的联系，昭示着湖南近代化的开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风俗的变迁，有助于认识和了解明清时期湖南的社会及其变迁。     

明清两广民族教育探微

明代至清前期,广东、广西的民族教育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蓬勃发展,培养了大批民族人才,民族地区社会风气也得以改善,拉近了中原与边疆民族地区距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形成初期的重要催化剂。     

新书架

《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与今天》作者：梁柏力中信出版社     

红军歌谣背后的故事

正土地革命时期,三大主力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先后进入重庆境内,所到之处唤起民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红军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老区群众中广为颂扬和传播,也留下了大量的红军歌谣。这些歌谣,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发自肺腑,震撼人心,既充分讴歌了红军的丰功伟绩,又深     

明清时期漕运对天津社会影响研究

明清时期,我国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定都于北京的封建王朝所需粮饷,全都仰给予江南,漕粮运输成为封建统治者赖以生存的命脉。为加强自身的统治,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漕运,使明清时期天津地区的漕运空前发达,发达的漕运促进了天津的崛起,从而也对天津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论明清艺术的哲学审美及其艺道精神——以徽州风水为考察个案

艺术风格的人文意义是明清艺术研究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艺术风格不仅决定了艺术要表达的内容。更决定了艺术作品相对其他作品所拥有的特色个性。本文将通过介绍徽州文化艺术这一极具地域特色并又深深地反映了明清艺术特点的文化作为突破点来对明清艺术进行阐释。徽州文化．通常简称“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徽州文化是带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是其鲜明的特点，对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进行了自己独特的展示，基本包括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等基本内容，通常被人们赞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弋别山红色歌谣的道德情感透析

大别山红色歌谣是在中国革命年代、在大别山这一特定的革命区域创作生成，并在广大民众之中流传、衍扩，承载着大量红色革命信息的歌谣。诸多大别山红色歌谣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情感，如公平正义的伦理追问、自由解放的伦理抗争、扬善除恶的伦理取向、行为规范的伦理导引、爱国主义的伦理升华、幸福理想的伦理境界等方面，从中可以充分体验到其所内蕴的道德情感的多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