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就面向现代化的出彩之路——透视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面对“两个大局”的交互激荡,备受关注的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为河南未来5年甚至15年的发展指明方向、擘画蓝图。“双循环”中,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发展”中,如何在起步中走稳健?河南发展至今,一条至为重要的成功之道,就是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历史大势、时代大局和国家发展全局之中去思考、定位和谋划。     

从三个维度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可有效促使领导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破解难题,推动党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永嘉学视野中的理体学与心体学——项乔的理气心性论

项乔体会“四书五经”之言,就是体悟圣贤的心学,进而融通义理。他认为,阳明发朱熹之所未发,“致良知”是其独创之见。良知作为天理而主于虚,虚能容物,推致良知于事物。虚实一源,显微无间。项乔的“致良知”“求放心”之学,是在圆融孟子、《中庸》和阳明心体学,并融通朱熹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独创见解,进而探索理气和道器的关系。项乔融突和合程朱理体学与陆王心体学旨在归本圣贤经典的理想人格,高扬随事在物即行的德性,终成心体学的事功学。     

资本主义公平观与社会主义公平观

公平作为平等的异化,其发展轨迹表现出一个从不平等的合理性又复归到平等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态势.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先后建立起两种公平观,其一是以要素贡献或效率为准则的公平观,其二是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观.社会主义公平分配观与资本主义公平分配观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效率原则与缩小收入差距的公平目标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实践上的矛盾,在二者之间只能相机抉择.     

“一准乎礼”:儒家孝观念对唐律之影响

儒家孝观念从汉代开始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逐渐产生影响.迨至唐代,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进程终于完成.唐代的行政法、诉讼法、民法和刑法等部门法都深受儒家孝观念之显著影响,其中以行政法、民法和刑法尤具代表性.唐律是儒家伦理化的法典,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适用及制度完善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用以规制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为了更好地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功能,有效保护案外人的利益,应当在现有条文的基础上对之加以完善。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的适用选择上,应当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状况决定适用顺序;为了保护案外人的程序利益,应当在起诉条件上作适当放宽;为了有效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作用,在起诉主体方面应当有所突破;出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考虑,应当不允许对生效裁定提起撤销之诉,且要限制对特殊类型案件提起撤销之诉;此外,还应当允许当事人就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结果提起上诉。     

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学习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重要论述的体会

在实现"中国梦"的大目标下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习主席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重大战略要求。中国梦呼唤强军梦,强军梦托举中国梦,"强国梦""强军梦"高度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论述,把军队建设发展与国家总体战略、民族复兴伟业有机统一起来,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定位,是对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发展。     

复合罪过形式之否定——兼论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

新刑法典颁布以后,有刑法学者提出了"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这一主张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五点质疑,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文章认为,如果在刑事立法上确立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的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由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司法人员无须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所以,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不公,从而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而,文章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应杜绝复合罪过形式.最后,文章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     

廉洁自律树新风——记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闵光新

每年春节后上班，武汉市药监局机关就对全系统员工进行2周的培训，主要内容是廉政勤政，这样的学习培训坚持了5年。这是局党组书记、局长阂光新倡导的以廉治局举措之一。     

1949年至1957年春: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形成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党确立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为贯彻实施这个政策采取了多种途径和方法。总体看,1949年至1957年春,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性最高涨的时期之一,知识分子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繁荣发展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度出现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过“左”行为,严重影响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