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见索即付保函法律制度的构建

见索即付保函产生于二战以后蓬勃发展的国际商业实践。突破了传统保函的从属性,具备独立性与单据化特征使受益人得到迅速、便捷的资金补偿,从而被商业社会普遍接受。但由于各国交易惯例的差异和当事人理解上的偏差,相关纠纷时有发生。我国商业实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运用,但现有立法却仍没有明确其合法地位,也没有专门而系统的操作规范,司法实践亦对涉外领域和国内领域的保函效力予以区别对待。基于商业实践和保护相关当事人权益的需要,构建我国见索即付保函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表见证明制度引入的必要性研究

国内学者在对表见证明制度价值作出分析后,极力倡导引入该制度的重要性。考察表见证明和事实推定制度的法律构成要件、制度设计的本质、价值和功能、二者的攻击防御方法和产生的法律效果并无本质区别。实践中事实推定所产生的问题并非表见证明制度空白所致,而是因为法官心证不公开、事实推定的错案风险较高以及审判权本位主义的结构特征等制度保障不健全所致,因此我国暂时无需引入表见证明制度,以防概念上的混淆以及给司法实践带来更大困惑。     

关于“见危不救”的入刑思考——以“小悦悦事件”为视角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十八位路人见危不救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目前在法学界和社会公众之间,将见危不救行为视为犯罪予以惩治的呼吁一直不断。同时,反对意见也不绝于耳。事实上,当前见危不救行为的出现是道德约束机制出现了问题,如果用法律的方法甚至是刑事法律对其加以约束,是否合理与必要?从刑法特征与作用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没有必要的。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

(2012年12月29日、30日)一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慰问革命老区群众。阜平地处太行山深处,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属于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很有代表性。一直想找个机会过来看望一下乡亲们,了解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同大家一起商量脱贫致富之策。要看就要真看,看真贫,通过典型了解贫困地区真实情况,窥一斑而见全豹。这有利于正确决策。本来很贫困,却粉饰太平,结果只会把事情办糟。有的地方贫困,原因是多方面的,不等于工作没做好,大家不要有顾虑。     

愤怒的兄弟:民主德国与“布拉格之春”

1967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改革和对西德政策的调整,让民主德国(东德)政府难以承受.1968年“布拉格之春”正式拉开帷幕后,东德政府更将其视作影响东德存亡的巨大威胁.通过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和西德“新东方政策”结合起来批判,并促使苏联对捷强硬,同时加强对国内的管控,东德最终同华约四国一起粉碎了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短暂的改革.对苏联来说,东德对捷的强硬态度,不仅可以体现苏联在德捷争论中的“中立”,加强自身外交的灵活性,同时,东德的存亡也为军事侵捷提供了借口.     

旋律舞台:上海音乐厅

上海音乐厅原名南京大戏院,建于1930年,至今已有85年历史。1950年更名为北京电影院。1959年,最终更名为上海音乐厅,沿用至今。1959年5月,上海举行了首次音乐舞蹈会演,在此举行音乐会。鉴于建筑音响较为理想,由音乐界人士倡议,经中共上海市     

老姥家门口唱大戏

市井确有不少热闹可看的。 前些日子，城南老人协会成立十周年，在城区的时代广场连演三天，锣鼓喧天，围了许多人，场面非常热闹。     

见危不救罪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是否增设见危不救罪在刑法学界广受争议，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框架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探讨了这一问题。见危不救罪这一外在制度与作为内在制度的见义勇为相比具有优越性，可以减少因交易成本引发的见危不救现象，同时制度变迁戍本的存在也要求严格限制见危不救罪的适用范围。     

《大写的人》给人们什么启发？

今年春节后，我收到湖南宁乡彭水梅同志寄来的书，书名为《大写的人》。这本书名奇特的书，使我回忆起20世纪40年代读过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写的。文中有两句话使我久久难忘：“你要想成为一个诗人，必须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什么是“大写的人”？他没详说，当时我的理解是：一个正派的、爱民、爱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