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及战略选择新思考

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的安全威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冲突和战争的类型发生变化,而且其动因也有了变化。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已经不再是某一现实或潜在的国家,套用冷战思维就会错判。更重要的是,在看待和应对威胁上应当具有符合新的时代条件的思考。     

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立国之战”

<正>70年前,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加紧从废墟中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毅然同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决战,为新中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环境和国际地位,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站住了脚跟,对大国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治信仰培育:新时代抑制暴力伤医的应然路径

医疗场所是工作场所中暴力事件发生最为严重的地方.当前国内暴力伤医总量虽有所下降,但暴力伤医的恶劣性质和严重程度依然严峻,有调查显示医生群体认为职业环境并没有任何改善.暴力伤医事件已经上升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毒瘤,严重影响了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暴力伤医何以频发?学术界对暴力伤医的研究很多,但是依然...     

试论非传统威胁视角下中国公民海外安全

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是一个多重因素结合而产生的现实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公民海外活动中的安全隐患,既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联合应对非传统威胁,更要公民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中国警方应该结合国际安全环境和本国公民海外活动的特点,积极预防和强力应对。现阶段,建立海外公民安全保护警务机制,加强国际警务合作和提高领事保护能力是我国警方及相关部门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维护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有效途径。     

以色列反恐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以色列建国后,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与此相适应的以色列反恐政策也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整。以色列反恐政策体系来自其长期的反恐作战实践,并深受其历史文化经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综合性以及崇尚“先发制人”等特征。虽然以色列的反恐政策成功地维持了其社会的正常运转,但由于其反恐斗争仅是巴以冲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在巴以冲突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它不仅无法走出诸多反恐“困境”,也难以获得反恐战争的最后胜利。     

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产生疑虑的原因探析

西方传统文化的内核是“自由”;维护“自由”的道德规范和政治法律制度分别是“正义原则”和“权力制衡”;按照西方的“正义原则”和“权力制衡”理念认识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对现存国际机制造成威胁;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根本方法是,中西方相互尊重、理解对方的文化,乃至吸收对方的具有积极因素的文化。     

个人极端暴力成因解释的理论分异与视角拓展

近年来我国个人极端暴力高发、频发,现有的解释框架大多停留在经验的简单总结,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成果存在缺口,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复杂性的需求。个人极端暴力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当前存在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社会动员和社会实践四个理论视角的分异。社会过程强调分析视角的过程性以及结构——个体的二元互构关系,从动态学意义上寻找个人极端暴力的因果解释,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路径。     

催收高利贷行为的刑事规制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目前,催收高利贷行为的规制具有泛刑法化的现象。高利借贷活动受到法律的有限保护,存在私力救济的空间。对此,在予以严密刑法规制的前提下,宜对具有兜底性质的催收非法债务罪作限缩解释,将该罪中高利贷的认定采用较高的利率标准。此外,立法与司法解释对催债行为的规制原本就存在着许多重复性的规定,新增的催收非法债务罪使得各催债罪的关系更加混乱,对催债行为的定性要充分运用想象竞合的原理。高利贷不同于套路贷,催收非法债务罪之中的高利贷不包括套路贷,套路贷中的暴力催收行为构成相应的财产犯罪。     

暴力袭警犯罪实证调查与规范治理——以2015-2020年974份裁判文书为主要分析样本

暴力袭警从重处罚条款已施行5年,新“袭警罪”也即将施行。在改革方向既定的情况下,应全面调查原有暴力袭警犯罪现实状况、评估犯罪治理效果,以求为新“袭警罪”的准确适用提供参考。实证调查发现,暴力袭警犯罪总量逐年上升;绝大部分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量刑普遍较轻;被告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被告人职业分布差别大;被告人绝大多数具有认罪、坦白或赔偿谅解等从宽情节;往往针对民警本人,多导致轻微伤,财物损失较少;持械袭警与驾驶机动车袭警占比不高,但后果严重;常见区域分布明显;警察执法不规范是常见辩护意见,但极少获得法院支持;对轻微袭警行为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暴力,存在较大争议;仅出于反抗或逃避执法目的而袭警的,一般仍认定为暴力袭警罪;醉酒一般不影响犯罪构成。暴力袭警犯罪治理的难题在于法律争议影响适用效果,“从快从轻”弱化立法原意,法治意识薄弱浪费治理资源。因此,需要细化暴力袭警犯罪的刑罚等级,厘清暴力袭警犯罪的司法裁判规则,完善暴力袭警犯罪的处置机制,构造暴力袭警犯罪的源头防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