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议会暴力面面观

7月22日,韩国国会在通过一部法案时,上演了一出闹剧:反对党议员和执政党议员发生激烈争执,甚至厮打起来。近年来,类似的议会暴力在亚洲官场中屡见     

依法治理,推动网络生态天朗气气清

回应民众诉求,治理主体多元化一提起网络生态治理,人们很容易想到令人不胜其烦的“标题党”,想到网络暴力,想到流量造假。事实上,无论“用夸张标题,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还是“炒作绯闻、丑闻、劣迹”;无论“不当评述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灾难”,还是“煽动人群歧视、地域歧视”;无论“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段实施流量造假、流量劫持”,还是“虚假注册账号、非法交易账号、操纵用户账号”……这些存续已久、破坏网络生态秩序的各种乱象,都在整治之列。《规定》回应了民众诉求,提出了制度约束,令人拍手称快。     

疫情重如山,守法放一边?防疫乱象暴露基层法治短板

毫无疑问,疫情防控是头等大事。然而,基层防控出现暴力执法、截留物资等一系列“违法防疫”“过头防疫”的乱象,也暴露了基层法治短板,让人警醒:疫情重如山,守法就可以放一边?违法防控乱象频现此次疫情中,一些地方出现的“违法防”“过头防”现象让人印象深刻。—过头执法:挖、砸、捆,背离法治精神。以防疫名义打死宠物狗、强行挖断通村道路、冲进私家宅院打砸一家人娱乐的麻将桌、捆绑未戴口罩的群众……     

中国警察武力标准探究——兼论五级防卫与控制程序的可行性应用

在当前依法治国背景下,警察在执法活动中发生伤害和被伤害的案件经常被社会关注并备受质疑。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是我国涉及警务的法理研究和法律法规稍显滞后;二是警务执法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即警察武力一直没有一个可见的、科学的标准。因此,根据《人民警察法》对警察预防、制止的职责予以梳理,以及《刑法》和《治安处罚法》对抗法行为进行分类,并对警察执法行为进行“防”和“御”的分解,并参照比例原则提出防御式安全执法理念下的五级防卫与控制程序,对于推进我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实战意义和参考价值。     

疫情背景下妨害公务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以暴力、威胁之行为方式为视角切入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妨害公务行为多以妨害公务罪处理,这是“刑法万能主义”的表现。刑法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应当将刑法前置作为边界划分依据,发挥行政处罚的兜底性效果。对妨害公务行为按照“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模式处理,即以法益为导向,对“暴力、威胁”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解释,在社会治理上合理选择处罚方式。如此才能厘清法法界限,既避免刑法效力外溢,又防止刑法沦为行政法的附庸,促进行刑衔接,形成犯罪防控的有效合力。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问题研究

我国现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处于决胜阶段,继续保持着对黑恶势力的高压打击态势,并逐渐向信息网络方向延伸.相比现实社会中的黑恶势力,虽然网络黑恶势力组织结构逐渐扁平化、犯罪手段软暴力化、经济诉求明显,但其仍然符合恶势力、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构成特征,在其认定上仍应遵循四个特征标准.在网络黑恶犯罪规制过程中,存在恶势力规范地位过低、证据易灭失、被害人拒绝作证、指定管辖范围过宽、由公安机关主导指定管辖和并案侦查易造成法律监督缺位,不利于司法公正等困境.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在刑事政策指导下,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采取相应优化措施,比如将恶势力犯罪纳入犯罪圈,予以单独刑法评价;限缩犯罪地范围,强化法律监督审判机关制约作用;坚持扫除黑恶长效常态机制与专项斗争有机结合,实现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源头治理、综合治理.     

敲诈勒索罪手段行为的困境与突破

敲诈勒索是生活中常见的犯罪行为,可通过多种行为方式实施,但我国刑法对该罪的规定却较为简要,因此理论和实务界对该问题看法不一.对该罪手段行为进行教义学分析,重新界定胁迫的含义,区分消费者正常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犯罪,明确暴力可以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行为,其与抢劫罪的暴力唯一的区分标准为暴力行为是否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     

强迫交易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强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针对人时以轻伤为限,针对物时以“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为上限。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又实施强迫交易犯罪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区分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主要应结合“是否存在特定的交易”、“所牟取的非法经济利益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和比例”、“使用暴力、威胁手段的程度”等三个方面作出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