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识别与路径选择——基于天津市调研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治理格局背景下,当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突出困境。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推进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对于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目标,具有基础性战略支撑意义。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以天津农村为"解读样本"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在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参与途径、参与行为,以及参与机制和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的总体思路和推进路径,进行多维度探析。     

大学内部规则的治理功能

目前,我国对大学内部规则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现有研究称谓也不尽相同,研究重点一般也放在其法律性质及效力上。本文在明晰大学内部规则的含义、性质及其分类的基础上,分析其治理要素以及其组织、管理、监督和激励功能,并指出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内部规则存在的些许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与行政权运行逻辑

"内卷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障碍。"内卷化"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层自治培育的不断努力与自治性功能弱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基层治理中权力的弥散化与权威弱化及功能性不足之间的悖论。"内卷化"微观运行的基础是权力共生网络,依凭权力共生网络可以建构三种权力行动逻辑。支配—适应、协同—合作治理理念下的权力运行逻辑虽然迎合了开放、互动、共生、民主的治理主旨,然而行政权的主导色彩与自治权的功能性不足导致其难以避免陷入"内卷化"的制度困境。基层治理中,亟须培育协调—整合的权力运行逻辑。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研究:机制、路径与规范

上海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构建的探索上走在全国的前列.本文通过对上海市构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模式基本情况的分析,梳理当前中国语境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构建的机科、路径与规范,深入挖掘其现实推广价值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对策与建议.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从“基层民主”到“基层群众自治”的历史演进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党和国家法律法规、重要文件、领导人重要讲话等的系统梳理,全面考察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演进的过程,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微博时代网络谣言协同治理模式创新

目前,由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谣言传播现象愈演愈烈,网络谣言的捏造与传播不仅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也诋毁了政府部门的公众形象,削弱了政府公信力。政府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一般采取技术手段、法律法规与政策构建三种方式。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网络谣言治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治理背景,政府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模式必须有所创新;其次,微博这一网络媒体平台的迅速扩张给政府治理网络谣言提出了全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