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证据中的同一认定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广泛运用,以电子数据为主要形式的电子证据作为新型的诉讼证据,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电子证据与其他物证一样,具有客体特征的特定性、稳定性及反映性。对电子证据开展同一认定研究,对于认定网络黑客、高智商罪犯、木马发布者、电子图文制作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热点解读:10元罚款 能否止住闯红灯的脚步

5月6日起,北京市对非机动车、行人秩序整治行动进入第二阶段。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将被严格处罚,对最先闯红灯、尤其是不服从管理的行人处罚10元,非机动车处罚20元。严格执法能否震慑路人的闯红灯行为?杜绝闯红灯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记者在北     

笔迹检验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运用

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因贪图私利,往往不计后果,胆大妄为,绞尽脑汁利用职务便利假借他人名义签名、打领条,伪装、模仿他人笔迹进行犯罪,以达到犯罪目的。职务犯罪案件许多都是通过以犯罪分子的笔迹比对涉案中的财务账目、会计凭证、会议记录、笔记、协议、发票、存单等物证中反映的笔迹来揭露犯罪事实,此时笔迹检验就起到了     

延安时期党内民主运行的突出特点与经验启示

延安时期党内民主运行的突出特点是注重平等协商,广泛征求意见;民主氛围浓厚,党内经常争论;坚持集体领导,投票作出决议;强调"四个服从",坚持"四个尊重"。这启示我们,新时期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正确处理党内民主与集中统一的关系,把党内民主贯穿于领导机构的产生、领导权力的授受和决策监督的全过程;正确处理领袖作用与集体智慧的关系,坚持集体成员平等讨论、防止出现特殊党员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正确处理民主素养与制度运行的关系,通过培养先进的民主文化,提高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力。     

浙江省临海市“明德讲堂”打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品牌

浙江省临海市以回浦教育集团为试点,积极打造“明德讲堂”德育工程。 一是“开学首课”作好学生思想引领。根据获得的调查数据和学生发展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系统规划学生的人格教育主题,强化对新生的“开学首课”教育,开设了以“信、爱、勤、勇”为内容的“明德讲堂”系列主题讲座,形成了“初一年级注重习惯养成教育和理想教育,初二年级注重健全人格和学会感恩教育,初三年级强化责任意识和超越自我意识教育”的“明德讲堂”德育专题课程体系。     

论权力与权利“相互尊重”塑造法治政府形象——以成都市为例

法治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法治行为的认同和肯定评价,其以自身权利的承认和实现为评价标准.因此,只有权力与权利相互尊重才可实现公众的权利,从而塑造法治政府形象.而权力与权利相互尊重是指政府承认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承认政府合法的公共权力,并彼此确保对方合法权利和权力实现的法律制度、理念和行为.实践中,成都市的“模拟拆迁案”“城管执法冲突案”分别代表了权力与权利相互尊重、相互冲突的两种形态,对塑造法治政府形象产生了不同影响.因此,应当坚持协商民主、公众参与等基本原则,运用公开征求意见、模拟执法等具体行为方式,在改变观念、加强制度建设等保障条件支持下,构建实现权力与权利相互尊重的协商——合作机制,塑造法治政府形象.     

试论“征收”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中的扩大解释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建立目的在于保护外国投资,它所承保的险别也较私营和官办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范围广。纵观MIGA(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近几年的发展,其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就是对承保险别——"征收"一词的扩大解释上:即使东道国未明确发出征收命令,但是采取了一些事实上与征收同样效果的措施,也将被认为是实行了征收。本文结合条约的扩大解释学说和习惯国际法原则,对"征收"在国际投资实践中表现出的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实例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思考。     

习惯法观念考察——基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国家法的主导地位与统一适用是基础,习惯法作用的发挥应当是在这一前提之下实现的。认真对待少数民族习惯法,既要正确认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不同特征与作用,又要对不同主体的习惯法观念进行培育与引导。本文以实证调查的方法客观描述了立法者、法官及普通民众的习惯法观念,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及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阐述了"无习惯法"意识可能引发的问题及树立正确的习惯法观念的重大意义。     

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

站在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民俗习惯的法源地位,民俗习惯是作为法官法源存在,但是,如何判断民俗习惯的法律属性存在着理论困惑。对此,我们应该对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在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上进行分别分析,在法律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法官法”存在,需要法官从司法判决中对民俗习惯进行法律发现;在事实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经验法则或者事实证据存在,法官可以将其作为经验法则进行认定,在民俗习惯合理性存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予以解决。可见,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问题是一个诉讼法或者证据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方法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