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风险更替与社会保障的重心转移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分担公民收入风险的保护机制,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导致不同时期的风险侧重点不同,因而社会保障的重心也在发生着历史性和阶段性的转移。这种转移一方面导致了社会保障的制度升级和创新,另一方面也促使社会保障的职能发生改变,从最初的工具性职能、经由权利性职能、最终上升到人力资本建设职能,从而实现了社会保障作为促进人的发展的最高原则。     

职工利益关系：从部门结构到阶层结构的演变

本研究是为了验证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成果(参见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那项研究是对北京一家国有企业职工参与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希望此项研究,能够描述国有企业职工参与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并作出相应的分析。本文只涉及其中的职工利益     

中国与全球服务业转移趋势探讨

全球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引发了新的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其态势备受关注,影响将会十分深远。这轮产业转移,对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和优化服务业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面对刚刚兴起的服务业国际转移,中国要尽快行动起来,充分认识到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性,并采取综合的、配套的措施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争取把握机遇,抢得先机,赢得这一场新的国际竞争。     

转型以来俄罗斯的民族问题

在后冷战时代的第三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所引发的民族问题中，俄罗斯联邦的民族问题尤为引入注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从联邦国家层面来看，主要是以联邦主体为单位的各主体民族与俄罗斯族的关系问题；第二，从联邦主体层面来讲，各联邦主体内部的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问题。从转型以来俄罗斯联邦的宪政结构与联邦化的制度实践来看，俄罗斯先是采用协商性的联邦制，而后到普京时期又辅之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进程与制度构建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建立新型工作机制着力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从当前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各种消极因素的发生发展看，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工作无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实践证明，任何带长期性质的任务，虽然一般也需要阶段性或重点环节的突击攻坚，但在任务的全程上，真正起长效作用的是健全的制度、机制安排，因此，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必须着力解决机制问题。     

关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保护问题

东北三省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础。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然而东北三省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走的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在为中国工业化提供能源和动力的同时，也使资源迅速减少、污染严重，出现了大批资源枯竭型的城市，而这些资源型城市，在过去都曾经辉煌过。东北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所付出高昂的资源环境代价，也是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着强信心 优化学校德育环境

任何人的思想品德都是在一定环境影响下形成的。据统计，2004年底，湖北省在校中小学生有859万多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优化中小学德育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据笔者对87名中小学校领导的调查，他们当中约有11％的人对优化学校德育环境的信心不足。笔者认为，要解决部分中小学校长信心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他们在优化学校德育环境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务之急是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端正认识，克服思想障碍。     

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与改革

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它具有制度上的缺陷。在现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下 ,政企分开根本不可能。但是 ,由于市场存在缺陷 ,国有企业又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并且 ,在我国目前的机制下 ,国有企业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从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 ,对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打造“黑白”产业 跨越工业低谷

2005年,将是崇左市实施“工业强市”战略跨越的一年。锰系列深加工,第一次被作为广西重点优势产业培育扶持发展并写进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广西经济工作发展的重点包括：制定和组织实施做强做大制糖业等现有优势产业的实施方案及政策措施,突出抓好制糖等重点行业循环经济试点工作。自治区明确：今后将会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崇左市锰矿和制糖“黑白”产业的发展给与支持。这与崇左市提出工业强市,实施“两个百亿元”产业工程,做强做大“黑白”产业,拉动崇左经济快速发展的思路不谋而合。     

结构理论、地理政治与大战略

本文认为,当今大战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深受结构理论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当今大战略研究一般都是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作为主要的自变量,尽管在具体研究中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都可以作为干扰性变量,但这些变量并不影响到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本文指出,以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当代大战略研究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大战略运行环境的潜在含义,而对此种相互作用的探讨可在很大程度上向人们提示以其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地理政治视角对大战略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