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买卖风险责任问题研究

<正> 货物买卖,在一般情况下,双方当事人总是能够以一方获得财物,另一方获得约定价金的结果达到订立合同的目的。但是,在特别情况下,买卖合同订立后,标的物也可能遭受各种意外灭失或毁损。为保护交易安全,促进商品流转,更好地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必须公平合理地解决标的物意外灭失、毁损后果的承担问题,即风险责任问题。本文试图就此探讨,以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日本将于1993年6月1日起实施威斯比规则

据1992年9月日本航运交易所公报报导,日本国会已于1992年5月28日通过了对1957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的修改法案,实施威斯比规则。新的海上货物运输法规定的货物损坏赔偿限额从现行的每件或每一货运单位100000日元,提高为每件或每一货运单位666.67特别提款权(约合950美元)或每公斤2特别提     

欧盟法中的商标权权利穷竭原则

欧盟的货物自由流动原则与商标权的地域保护存在内在冲突。为了解决冲突 ,欧洲法院通过诸多判例在欧共体条约第 30条和欧共体商标指令第 7条法律框架下导入、发展、完善了商标权权利穷竭原则。欧洲法院在货物自由流动原则和权利穷竭原则下分别开设了两个例外 ,对原则和例外的解释旨在寻求商标所有权人合法权益与欧共体共同市场内的自由流动这一基本利益的平衡。贯穿在法院判决思路中的是对商标的完整性与主要功能的呵护和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力推进。     

租约中的货物积载：短装与亏舱索赔

对于从事航运业的人(包括海事仲裁员和海事律师)来说,常常回顾一下航运方面的基础知识可能是非常有益的。近几个月,笔者参预了数宗仲裁案件,大多涉及到货物积载问题,而且裁决的金额很大。这些案件大都起因于租用的船舶未能装满货物,导致承租人向船东索赔短装货物的损失,而船东向承租人提出亏舱费的反索赔。     

浅谈对提单物权凭证的认识——兼谈与李海先生的几点不同意见

提单的物权凭证作用历来被大家所共认。谁合法地持有提单，准就对提单项下的货物享有合法物权，这已经在国际贸易及海上货物运输的实践中得了证实。但是，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此前，李海先生在1996年《中国海商法年刊》中所撰写的《关于“提单是物权凭证”的反思》一文(以下称《反思》)，则对提单是物权凭证这一观点予以坚决地否认，该文认为；就国际贸易的客观需要而言，把提单规定为承运人据以保证交付货物的凭证或持有人据以向承运人提取货物的凭证就已经足够了。而把提单说成是物权凭证，既无法律根据又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其主要理由是：     

一起海运货物损害代位求偿纠纷案

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人保公司）被告：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河北省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远洋公司）案情天津人保公司与天津文教体育用品进出口公司于1989年12月以国际预约保险起运通知书的形式，签订了自新加坡进口1号烟胶100吨至天津新港的海上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为9329760美元。同时，原告与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以同样的形式，签订了自新加坡进口1号烟胶I000吨和ZO号标准胶50o吨至天津新港的海上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为17622O0美元，保险费率为0．32％。原告所承保的上述货物于198…     

中国政府要学会Control操纵国际市场价格

想当年．每当中国准备进口某种大宗货物时．这种货物的国际市场价格就会提前上扬．迫使中国多花一大笔冤枉钱：每当中国准备出口某种大宗货物时．这种货物的国际市场价格就会提前下降．迫使中国少赚一大笔钱。每当中国该偿还日元外债时．日元就会提前升值；每当中国偿还美元外债时．美元就会升值。显然．这是某些国家在暗中操纵。     

治安拘留和劳动教养纳入刑法的思考

正如刚才荷方依拉斯姆斯大学的校长先生所说到的，荷兰现在从刑法转向行政法，而中国好像是相反，从行政法转向刑法。我想这样一个判断，总体上来说是对的，而且也都是符合本国国情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的转向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彼此犯罪圈的大小不同，比如说，在中国，对盗窃罪的规定要求数额较大，否则不构成犯罪，但在荷兰，至少从立法上没有这种限制，这样荷兰的犯罪圈就比我们要大出许多，因此他们现在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     

再论强化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性

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当增强自己的主体性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下中国刑法学界的共识。强化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应当以本国的刑法规定为逻辑起点,紧密结合本国的司法实践,充分发挥判例等对提升中国刑法学研究水平的作用。在比较法研究中要以“知他而知己”为目的,在引进域外刑法知识时,既要注意动态把握域外刑法理论的流变,又要准确判断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同时还要防止断章取义,并把域外刑法知识自觉融入中国刑法学的话语体系之中。在方法论上,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兼收并蓄,重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研究视野的开阔性,并由过于强调学派之争走向折中和统一。此外,中国刑法学者还亟须补齐短板,在着力挖掘和充分利用本国历史中的传统资源、实现其现代转型方面做大量基础性的且极具难度的工作。主体性意识的强化必将激活中国刑法学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君子和而不同”的良好氛围下,更好地推进中国刑法正义的实现,展示中国刑法学的国际形象和应有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