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从何而来？

如果讲不清楚道德从何而来,那么道德理论、德育理论乃至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可能是不可靠的。道德从何而来？古今中外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不过,我们需要的是科学解释即以事实为基础的理性推断。自达尔文创立生物演化说以来,在不断确凿、丰富的事实材料面前,人们越来越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离开了进化论,就认识不清道德从何而来。得益于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的进步,今天,科学家们能够比较信服地说明人类道德良心的起源。然而,新的问题随之产生,那就是道德究竟是出于人类（生物）本性,还是对人类本性的克服与改造？对此,本性论道德观与文化论道德观尖锐对立,达尔文、德瓦尔等与赫胥黎、道金斯等分道扬镳。基于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以及脑神经科学等的研究成果,本性论道德观能够有根有据地证明道德出自人类本性,并合乎人类本性。这既证实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联系,更有力地突显和捍卫了人类的尊严。     

超越绝望：欧文·戈夫曼的人性论与秩序观

个体化世界中的自我、互动与秩序是欧文·戈夫曼著述的核心主题,互动秩序是他毕生阐释的对象。通过描述公民社会中神圣的自我和全控机构中遭亵渎的自我,戈夫曼呈现了自我的不同存在形态以及保全自我的诸种努力,进而批评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存在状态。拟剧论是个体遭遇的现代性困境的另类表述,拟剧表演既是一种现代性反应,亦是商品化世界中自我的救赎与抗争方式。戈夫曼关于日常仪式与世俗宗教的论述表明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敏感性,互动责任与伦理是维系面对面互动系统的重要基石。戈夫曼持较为整全的人性观：个体表现出理性、算计的一面,他们为私利进行欺诈和表演,这充分体现出丛林法则下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个体也彼此以神圣客体相待,在人际互动中给予仪式关照。戈夫曼对人性并不抱着悲观的论调,这种人性观亦构成其互动秩序理论的基础。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     

21世纪初日本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探析

21世纪初期,日本在坚持“普通国家化”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围绕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力求以“全方位外交”实现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意图。     

从矛盾动力论到和谐动力论——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在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前后相继提出了矛盾动力论、改革动力论、创新动力论和和谐动力论等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从"阶级论"到"人本论"

文章在分析"阶级论"提出原因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从"阶级论"到"人本论"转折的历史必然性.认为这一转折反映了国民愿望,社会要求和时代呼唤,意味着"斗争哲学"转变为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哲学,意味着对社会主体的看法从以一个阶级为社会主体转向以全体人民为主体.文章认为从"阶级论"到"人本论"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当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公平、正义和文明的社会;只有当人从物质中解放出来,"见物为见人"、以人为目的的时候,人才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卡多佐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读《司法过程的性质》

对于卡多佐,学界基本上认同他是一个实用论者.但是,如果单从社会效用论的实用观出发,我们很难理解在卡多佐的司法观念中对法官精英化意识和遵循先例的强调,两者与社会效用至上的实用观存有一定的冲突.通过对《司法过程的性质》进行分析,并结合符合论和融贯论的基本理论,指出卡多佐的实用主义或实用论的真理观并非是绝对的社会效用至上理论,而是对符合论和融贯论之优点的综合借鉴,所以社会效用与法官精英化意识和遵循先例观念并存.     

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迷思与破局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存在行为标准、结果标准以及混合标准等,运用这些标准对简单案件可以作出判断,对疑难案件却显得力不从心。裁量收缩论从被侵害法益的重要性、危险的可预见性、损害结果的可回避性以及行政保护的可期待性等方面对行政机关是否以及如何作为进行判断,能够兼顾行政裁量与保护义务、统筹事实因素与法律因素,是疑难案件中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理想工具。未来,应通过裁量收缩论的实体判断和程序展开,对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