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三大中国式智慧

曾国藩（1811-1872），湖南双峰人，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一度掌握大清军政要职。他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病卒后谥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存世。     

论冯友兰的新理学——方法论视角下谈中西文化的融合

新理学是冯友兰所构建的形上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即西方现代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方法的结合,是新理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次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中国哲学研究发展的新思路、新视角。     

碧水丹山理学魂

2008年仲夏，我们陪同5位台湾学者，历时3天在武夷山四处寻觅。这几位台湾学者提出，不想随着蚁群般蜂拥而至的人群排队攀登天游峰，只想去寻找一个影响了中国700余年的灵魂，只想看看是什么样的青山绿水孕育了那样博大深厚的思想。     

毛泽东实事求是之学与冯友兰新理学的比较

毛泽东实事求是之学与冯友兰新理学有共同话语,但相互对立。二者在学派特征、哲学态度、基本范畴等方面有着诸多区别。在共同的话语中,新理学完成的是对宋明理学的创新和发展,实事求是之学则完成了对中国哲学本身的创新和发展;在处理真际与实际的关系时,冯友兰的基本态度是坚持形式化,而毛泽东的基本态度则是实际化;新理学所讲之理只是一种宇宙观,而实事求是之学则是宇宙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体;在新理学体系里,造作具体事物的是"真元之气",与人无关,而在实事求是之学中,造作具体事物的是"能动的革命实践",是人的事业。     

朱熹的“较真”

讲宋代理学,必言“程朱”,“朱”即朱熹,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标准,巩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大学者,有个鲜明特点——较真,这体现在学术、作诗词与做官等方面。《宋史》记载:“(朱)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这时朱熹才四岁,可见其自幼就具有强烈求知欲。朱熹一生学问推崇“格物致知”,穷究事和物的道理,不仅对儒家典籍深学精研,对当时的科学也有相当研究,以至于20世纪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林希逸庄学中的以理学解庄略论

林希逸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以理学解庄是其庄学的重要特点。理学中的“理”或“天理”范畴、宇宙生成论、“天理”“人欲”观,以及为理学家所乐道的“道心”“人心”之论等,皆被其用于诠释庄子思想,目的在于揭示庄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的一致性。林希逸以理学解庄,虽然在很多地方有违庄子之意,却顺应了宋代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代风尚,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以儒解庄和沟通庄儒的思想意识,从而使其庄学带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     

不问功名官宦事 心清见道独爱莲——广西桂林市灵川县九屋镇江头村古建筑群(上)

正一个村庄,640多年来,数十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举止行为,为一句名言而坚守着。这个村庄名叫江头村。这句名言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出自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千古名篇《爱莲说》。周敦颐,北宋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是江头村周氏族人共同的祖先。有爱莲作为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村人自然对文化有着一种本能的崇尚。爱莲家祠是村中最高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祠堂落成于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现存的整体建筑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思考——论“时代化”的基础理论和本源问题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新课题，也是21世纪面临的一大新课题。当前都是将时代化同“三化”捆在一起来论述，陷入“合唱困境”，现在要摆脱困境，专题研究时代化，首先要开篇破题，阐明题意。时代性具有总体性（全球性）、历史性，时代观同全球观和历史观相通，本身具有大视野、大思考的特征，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比起研究中国化来，更多的依赖基本理论研究。由于近100多年特别是近30年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有的基本原理不够用了，要在基本原理上有所创新，才能破解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本文提出一种名为二元选择论的新历史观，揭示20世纪百年历史变迁的内在规律，洞察当今的时代特征、时代潮流，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一条大思路。     

浅论创建法伦理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这是从治国方略高度做出的理论创新。法与道德在价值目标上的一致性,法治与德治在治国方略上的互补性,崇法与尚德在公民意识中的统一性,说明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同时也证明了创建法伦理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道学至道统：象山学阐释的另一面向

象山学曾被阐释为道学、心学与禅学等。在明代中期之后,象山多被称为心学;但在明代中期之前,象山学更多地被称为道学与禅学。道学阐释主要出自象山学派、认同和拥护象山学者,以及会同朱陆者。陆九渊没有以心学自名,而是承认了道学称谓,且多次谈及道学、理学与道统。在象山后学的努力下,宋代官方承认象山学的“道学”与“道统”名位。在会同朱陆的主调下,元代吴澄、虞集、郑玉、赵汸等学者肯定象山学的道统地位,刘埙、刘仁本等甚至称其为集孔孟之学之大成的“道学之宗”。明代前期进一步会同朱陆,许多学者认为象山学是“圣贤之学”“圣学正传”。陆九渊在明代中期从祀孔庙,主要是其道学与理学名位得到朝野的广泛认同。但是由于其兼具“心学”身份,象山学成为明代道学向心学转向的关键思想和过渡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