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丹山理学魂

2008年仲夏，我们陪同5位台湾学者，历时3天在武夷山四处寻觅。这几位台湾学者提出，不想随着蚁群般蜂拥而至的人群排队攀登天游峰，只想去寻找一个影响了中国700余年的灵魂，只想看看是什么样的青山绿水孕育了那样博大深厚的思想。     

毛泽东实事求是之学与冯友兰新理学的比较

毛泽东实事求是之学与冯友兰新理学有共同话语,但相互对立。二者在学派特征、哲学态度、基本范畴等方面有着诸多区别。在共同的话语中,新理学完成的是对宋明理学的创新和发展,实事求是之学则完成了对中国哲学本身的创新和发展;在处理真际与实际的关系时,冯友兰的基本态度是坚持形式化,而毛泽东的基本态度则是实际化;新理学所讲之理只是一种宇宙观,而实事求是之学则是宇宙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体;在新理学体系里,造作具体事物的是"真元之气",与人无关,而在实事求是之学中,造作具体事物的是"能动的革命实践",是人的事业。     

朱熹的“较真”

讲宋代理学,必言“程朱”,“朱”即朱熹,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标准,巩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大学者,有个鲜明特点——较真,这体现在学术、作诗词与做官等方面。《宋史》记载:“(朱)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这时朱熹才四岁,可见其自幼就具有强烈求知欲。朱熹一生学问推崇“格物致知”,穷究事和物的道理,不仅对儒家典籍深学精研,对当时的科学也有相当研究,以至于20世纪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林希逸庄学中的以理学解庄略论

林希逸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以理学解庄是其庄学的重要特点。理学中的“理”或“天理”范畴、宇宙生成论、“天理”“人欲”观,以及为理学家所乐道的“道心”“人心”之论等,皆被其用于诠释庄子思想,目的在于揭示庄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的一致性。林希逸以理学解庄,虽然在很多地方有违庄子之意,却顺应了宋代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代风尚,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以儒解庄和沟通庄儒的思想意识,从而使其庄学带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     

传统道德教育内涵的当代解读与传承:以宋代理学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华传统道德与美德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我国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两宋时期文化高度繁荣,儒家思想也发展到新的高峰,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等众多流派。其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有:士人们秉承儒家民胞物与、忧国忧民的情怀,心系国计民生,具有鲜明的入世精神:他们注重内心涵养,敛情约性,崇尚不慕荣利的人生态度;倡导力学苦读,追求诚明直谅、文章德行双馨的人生目标;孜孜以求儒学的风范、不断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给我们当代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借鉴依据。     

不问功名官宦事 心清见道独爱莲——广西桂林市灵川县九屋镇江头村古建筑群(上)

正一个村庄,640多年来,数十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举止行为,为一句名言而坚守着。这个村庄名叫江头村。这句名言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出自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千古名篇《爱莲说》。周敦颐,北宋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是江头村周氏族人共同的祖先。有爱莲作为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村人自然对文化有着一种本能的崇尚。爱莲家祠是村中最高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祠堂落成于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现存的整体建筑     

经济法的部门法理学建构

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在基础知识领域的互通交融印证了经济法法理学命题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部门法哲理化思潮的涌现与经济法的时代转型为开展经济法法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建构经济法法理学体系,首先需要探寻经济法部门的存在基础。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则需要以调整对象问题的探索为视点,着力从经济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出发,以主体—行为—责任范式框架为基本路径,完成经济法的部门法理学建构。考察经济法之存在基础与经济法法理学命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看出,未来的经济法法理学研究,正在由宏大叙事向微观论证转变,由追求体系独特性向探索哲理化之路靠拢。     

浅论创建法伦理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这是从治国方略高度做出的理论创新。法与道德在价值目标上的一致性,法治与德治在治国方略上的互补性,崇法与尚德在公民意识中的统一性,说明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同时也证明了创建法伦理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道学至道统：象山学阐释的另一面向

象山学曾被阐释为道学、心学与禅学等。在明代中期之后,象山多被称为心学;但在明代中期之前,象山学更多地被称为道学与禅学。道学阐释主要出自象山学派、认同和拥护象山学者,以及会同朱陆者。陆九渊没有以心学自名,而是承认了道学称谓,且多次谈及道学、理学与道统。在象山后学的努力下,宋代官方承认象山学的“道学”与“道统”名位。在会同朱陆的主调下,元代吴澄、虞集、郑玉、赵汸等学者肯定象山学的道统地位,刘埙、刘仁本等甚至称其为集孔孟之学之大成的“道学之宗”。明代前期进一步会同朱陆,许多学者认为象山学是“圣贤之学”“圣学正传”。陆九渊在明代中期从祀孔庙,主要是其道学与理学名位得到朝野的广泛认同。但是由于其兼具“心学”身份,象山学成为明代道学向心学转向的关键思想和过渡桥梁。     

道德风险真的与道德无关吗——基于法伦理学视角的认知

目前,学界有关道德风险这一概念的认识存在"道德论"和"非道德论"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且均未对引发道德风险的制度问题,尤其是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对道德风险的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道德风险确实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但它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伦理、经济、法律等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因此,对道德风险这一概念的认知应当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而法伦理学作为专门研究法律和伦理道德关系的交叉性学科,可以用来分析道德风险这一概念并为其有效治理提供可行的认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