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规范的融合: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整体视野

在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中,持德性论视野的学者提出了以人类主体的生态美德研究来替代抽象形式的生态道德规范研究的观点。这种观点虽然对几十年来占主流地位的规范论生态伦理观的局限有重大的突破,但是它完全否定规范论视野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则是非常片面的。生态伦理学应该实现以德性为主规范为辅的视野融合,才能符合这门学科的理论真谛与实践需要,取得健康和长足的进步。     

面中观乾坤

南人好米,北人爱面,我是北人,自是如此。面食有千百种做法,数不胜数,这里所说的是狭义上的吃面,即有汤有水的吃法,像清汤挂面、刀削面、拉面、手擀面,等等。至于挂面,则不在其中,从小到大,对挂面就没有什么感觉,多半因为它是机器加工出来的,吃起来不筋道,没口感。手工做的都是好东西,最有名的是手擀面,做的时候须颇费些功夫。面要和的好,不软不硬,恰到好处,擀面要均匀,不薄不厚。我的外婆做得一手好面,让人百吃不厌,回味良久。究其原因,在于她     

“设论”文体新论

作为一种文体,设论既与对问不同,亦与赋不类,而应该属于论,理由有三:名为"论",以说理为主要特征,以议论辩驳为主要表达方式。设论文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设疑"即虚构人物进行发问,结构上为客主问答。其二,"自通",即答疑释惑,自我解嘲。二者必备,方为设论。设论体的结构体制具有双重性,从叙事策略的角度看,有宾有主,有问有答,看似与对问没有什么区别,实则不然,其深层逻辑结构则属于起承转合式,与对问明显不同。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要全面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深刻理解＂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抗日是唯一的出路(上)——李宗仁关于焦土抗战论的抵抗理念

李宗仁治下的广西在民兵组织和动员群众方面获得"模范省"称号,并受到广泛赞誉,特别是有效的抗日宣传和贯穿全省的抗日救亡宣传。李宗仁和桂系的政治策略和思想为广西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推动作用,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此外,他们进而把反蒋政策推动到关键点——"逼蒋抗日"。李宗仁逐渐总结出著名的抗日思想"焦土抗战论"。这种思想引导了桂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行动,并成为"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中的国策。     

毛泽东与党的民主集中制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形塑——海峡两岸刑事法之对话CSSCI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法领域产生理论分野:前者学习苏俄,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四要件"的耦合式平面结构,具有强烈的入罪倾向,而在证明模式上,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的相互印证,表现出一种异化的"整体主义",缺乏认知融贯性的同时忽视原子分析;后者继受德日,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三阶层"的开放性递进结构,凸显类型化思维,而在证明模式上,注重对个别证据的审查判断,在证明模式的初始化过程中具有"原子主义"色彩,并有序地向"整体主义"过渡。作为约束实体认知与程序指引的"指导形象",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两岸刑事司法实践样态存在差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交错适用之效果,也在法官认知过程中得到集中呈现。     

福山"历史终结论"批判三题

在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时,福山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他的这一理论,其实质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民法典》居住权的三层构造之解释论

《民法典》居住权呈现出结构化、层次性和价值多元的特质,但其制度设计未适当提取公因式,有待透过宽松的解释立场,完善和充实其三层法律构造的具体细节。《民法典》第366-370条形成第一层构造中的合同居住权,对其主体、客体、权能、消灭事由应该采取文义解释、目的性扩张、目的解释及体系解释等不同解释方法,在恪守物权法定原则之外有效保护契约自由。《民法典》第371条形成第二层构造中的遗嘱居住权,其在设立方式与形式、继承与转让、登记效力等方面,参照适用合同居住权规则的空间非常有限,法律适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民法典》第243条第3款、第1090条等形成第三层构造中的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于其类型化的基础上,需要朝具体化的方向填补漏洞。从而,促进居住权在我国的规范体系化和内容本土化之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