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三个代表”回答“三个什么”

江泽民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提出的“三问”,寓意深刻,令人深思。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把党的宗旨作为“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的出发点;努力实践“三个代表”,把勤政建设作为“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的主要内容;堂堂正正为人处事,把修身养德作为“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标准。     

布莱尔、布朗的鹰谷议程与全球政治的不平等发展

2005年7月在苏格兰鹰谷(Gleneagles)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布莱尔和布朗提出了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议程。通过反思“鹰谷”会议及其后续会议的成果与启示,批评布莱尔、布朗和“变贫困为历史”活动内在包含的概念框架,可以看到,“变贫穷为历史”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在金融、贸易和环境领域等发展策略的三个主要竞技场中,世界各国于一种复杂的结构不平等模式中运作。布莱尔和布朗的鹰谷议程不得不面对不平等发展的全球政治,而且这个议程由于这些政治条件的限制被弄得歪七扭八。     

解决农民工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

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民工问题的具体表现,然后,指出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与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矛盾冲突的产物。农民工问题是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在于取消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     

基于性别公平基础上的就业政策及其改革——以女性职业生涯发展为视角

社会正义的实质性内涵认为,性别平等并不是意味着任何政策都是绝对的等同,而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确保机会的均等,并对弱势者作出相对的补偿。本文从社会性别平等的涵义出发,结合社会各种现实情况,对照我国各种现行政策,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就业政策体系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男女在入学、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平等政策,就业女性特殊时期的补偿优待政策,男女平等的职业终结政策和职业发展的全过程中的“反性别歧视”政策等     

对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人权诉求的研究

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是以权利要求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其流派繁杂、形式多样,几乎涵盖了平等权、自由权、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等各个方面。尽管各个派别对权利要求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学界和社会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人权诉求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评析,这主要是指西方新社会运动对人权的明显推动作用,人权观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和那样的局限性,它能够回应各种变化现象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对我国社会主义人权观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但这种运动却忽视甚至反对工人运动,这是我们应该否定的。     

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的完善

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对保障和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在具体运用时必然造成执法机关无法可依,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得到真正保障。构建我国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包含的主体、履行方式、范围、内容、时间及其附随义务等基本要素。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及域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沉默权制度的引进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是积极的.然而,目前我国在侦查实践中仍严重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为切实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完善,从规则上加以明确,并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侦查人员的法制观念,树立依法侦查、文明取证的侦查观.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辨正

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单是人与自然关系应当如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怎样确立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问题.无疑地,应当对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作一番仔细辨正.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在平等与发展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应有符合自己国情的选择,不能离开社会现实而抽象地谈论所谓"人与自然的平等"问题.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与中国社会公平的构建

当前我国的社会不公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权力、机会、规则、制度的不公是导致我国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我们应以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为指导,构建以权利公平为基础、以机会公平为基本内容、以规则公平为调节手段、以制度公平为补充的社会公平体系。     

行政公正的概念和实质

行政公正是指行政权力正当地分配权利(义务)的行为、观念和制度。行政公正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本身是公正的;要求行政权力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同时要解决怎样分配的问题。社会公正的根本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分配公正”,行政公正亦即行政权力给每个个体分配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因此,行政公正的实质是控制权力,分配权利(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