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权利在多重分离情况下产生了正义和权力的需要。正义、权力与权利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词源语义上,正义、权力与权利具有同源同根性;在内涵上,正义、权力与权利具有包容互涵性;在应然逻辑上,正义、权力与权利具有互动互利性;在现实逻辑上,社会正义与国家权力具有对立统一性。     

基于资源的公司权力配置研究

随着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处于公司治理中心的权力配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以公司所拥有的资源为视角,可将参与公司权力配置的资源分为硬资源和软资源这两类。在对影响权力配置的产权状况、资源结构和性质、资源的集中度等关键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公司价值创造的逻辑,公司权力(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可基本分为一元主导、二元分享和多元共享这三类配置模式。这一研究对公司治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隐形市场法律规制研究

依据国家对土地交易的认可度与控制程度,土地市场可分为公开市场与隐形市场。隐形市场破坏交易安全、影响公开市场的秩序、影响国家土地收益,应得到公共权力有效控制。治理隐形市场应该从产权界定、强化公共权力管制的角度入手最大程度地降低隐形市场对土地资源整体配置效率的损害。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博弈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罪名自设立之日起,就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本文试图运用博弈论这一数学方法为工具,通过比较相关当事人的收益在有无该罪名时的变化,分析研究该罪名怎样影响他们最终的决定,结果表明,虽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贪污腐败分子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对反腐倡廉有一定的司法救济作用,但总体来看,由于该罪名客观上减少了司法机关取证的激励,增大了潜在的腐败分子的期望收益,与最初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因此该罪名的设立是弊大于利。     

基于演化博弈的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是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流域地方政府间演化博弈模型,并引入中央政府奖惩机制后的演化博弈模型,同时采用赤水河流域水质数据对生态补偿额度进行粗略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引入中央政府奖惩机制后会促使上下游政府自发选择（治理,补偿）的最优行为策略组合,并且中央政府给予双方皆履行义务的奖励额度与一方违约的惩罚额度之和需要大于双方皆不履行义务的惩罚额度与一方履行的奖励额度之和,且皆大于地方间生态补偿额度。     

基层人大工作与政治文明建设大家谈(二十三)

杨治科:地方人大应以社会发展促和谐以法推和谐以稳定保和谐崇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杨治科撰文说,人大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责任,当前应从以下几项工作抓起。第一,狠抓第一要务,服务经济建设,以发展促进和谐。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论国家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是启动国家征收的前提也是国家征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公共利益法律界定模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完全的列举模式。实践中,具体的公共利益的界定应由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依法定的符合公共决策规律的程序行使。人大可以通过对土地出让金、财政预算的监督,以及行使《监督法》赋予的对社会重大事项的监督权等方式间接控制行政机关“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司法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界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应在体制上保障其中立地裁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征收纠纷。     

和谐社会建设中农村公共经济治理的博弈分析

本文对我国农村公共经济发展非政治均衡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提出我国农村公共经济的有效治理不仅有赖于政府间横向和纵向关系以及政府与其他部门关系的调适,更需要有以充分表达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坚实的博弈平台和完善的博弈机制。     

高等学校自主支配经费变化与权力结构变迁——基于1990-2005年我国普通高校办学经费的分析

当前,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的投资主体正由单一型向多元化转变,高等教育的产权也相应地由集权结构向分权结构发展,使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的分配与使用更趋复杂.要求高等学校建立起相应的权力结构框架.为此,一方面要对高等学校的经营权与教学权进行分离与整合,另一方面要对高等学校的产权制度加以明确与规范.     

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

国家紧急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特别容易沦落为压迫人民的暴力工具(国家权力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能可以很方便地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因而必须树立各种理念和原则并将之作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对于法律而言,它们具有先在性,国家紧急权力乃是以一般伦理规范的预设为前提的。其中,人民主权原则是国家紧急权力的权力基础,保障人权原则设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终极目的,有限权力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范围,法治主义原则提供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依据,分权制衡原则体现了对国家紧急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国家世俗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最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