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利的救济权能及其发展

"权能"这一概念能准确地表达权利涵盖的要求——义务关系及其能力。作为权利的三大基本权能之一,救济权能是保障和手段性权能,具体又包括获得侵权者救济权能和获得公力救助权能。它们分别成就于,侵权者要承担充分的侵权救济性义务,相关公权主体要承担应有的公力救助性义务。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本权利的救济权能,尤其是针对公权主体的救济权能,获得越来越完整、充分的法律确认的历史。基本权利的救济权能被确认程度和水平,完全可以成为衡量社会主体基本权利享有状态的最主要标尺。     

我国宪法上检察“权能定性”及其意义探析

一般宪法学上所谓的"宪法权能"是指通过宪法,把原来统一的国家权力按照性质分为几个子权力系统,并按照特定的价值预期为每个子系统设定量身定做的权力性质和活动范围。我国检察权在宪法上定性为司法权的一个分支。在我国的宪法上确定国家检察权与国家审判权共同构成完整的"国家权能"上的"司法权"。检察权的这种"宪法定性"彰显了中国国家权力体系的特色,也是研究我国检察制度的出发点和关键因素。     

职务犯罪预防权的运作困境及应对

近几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发展迅速,取得了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职务犯罪预防权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困境,面临不少难题,使预防工作步履艰难,制约了此项工作的纵深发展,应引起各级领导和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占有权与所有权分离情形下出卖人交房义务的认定

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给买受人,是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主要义务。物权的变动必须通过一定的公示来完成,动产由于一般体积较小,转移占有即具有较强的公示性,所以在动产买卖中,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给买受人的同时,就完成了转移所有权的义务。而转移占有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而言公示性较弱,所以物权法规定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     

轻微损害行为类型化再思考

基于容忍义务,轻微损害免责已为学界和实务界共识.但是,轻微损害行为在违法性、责任承担及所处法律关系方面均有别于损害赔偿原因,其判断标准具有独立性,现有理论和司法实践在关于轻微损害行为的裁判标准方面尚存缺陷,裁判尺度亟待统一.为此,基于我国司法实践,对轻微损害行为进行类型化研判和探讨实属必要.在权利行使行为致轻微损害方面...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不具有唯一性,其权能结构与其性质相适应,不能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的权能结构硬套在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上。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制基础、集体成员的集体共有权、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性、集体土地的资源性等特殊性质,决定了应当在公私兼顾的基础上,从民法上的财产私权性与社会法上的土地社会保障属性以及土地管理法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兼顾等多维度完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经济功能实现的权能、社会保障功能实现的权能以及因公共利益使其权能受到限制的利益补救权能,通过多项权能的体系化实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目的。     

马克思土地产权权能理论对农地制度创新的启示

在马克思的土地产权权能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变更的一般规律,总结出马克思的土地产权理论对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启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制度变迁与农民土地权益演变关联紧密,由政府作为土地制度变迁的主体,进行制度创新,这是我国目前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路径。     

专利权的构成浅析

专利权保护的对象是一种技术方案,而非实体的物,技术相对于实体的物而言,在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专利法规没有对专利权人对专利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四种权能进行明确区分,导致在专利实务中争议不断。对专利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四种权能在不同条文中的体现进行解读,以期能在这些问题上形成统一认识。     

中国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探析

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本质上并非民法上的所有权,由其权能体现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名不副实的所有权,应当通过构建法人土地所有权制度,以具有物权性质的使用权为核心来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诉讼权能与审查密度——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体关联性

诉讼权能与审查密度同属行政诉讼的关键制度，但我国学理却惯于对两者分别观察，有关这两个领域的制度实践同样分头进行，并无关联。与此相对，德国法中严格的诉讼权能与高密度的司法审查，却体现出行政诉讼制度间的相互配合与密切衔接。两国的差异一方面源于在制度建构中，行政诉讼是否首先被作为由诸多环节共同构成、紧密关联、配合作用的整体来对待；另一方面则源于作为制度建构基础的行政诉讼学理是否强调对逻辑一致的周密考虑和整体完整的反复锤炼。而本文的写作正是从诉讼制度的整体构成与系统作用角度出发，通过对照德国与中国在诉讼权能与审查密度两方面的不同处理，以及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尝试跳出以往对行政诉讼制度予以片断认识和分隔理解的视野窠臼，从整体上观察和把握不同国家行政诉讼的概观风貌；另一方面则希望在我国的行政诉讼的学理讨论和制度实践中，同样导入对逻辑一致和整体完整的思考与追求。